“她会不会去了亲戚或者朋友闺蜜家？”
“不可能。她在滨海除了父母，没有别的亲戚，有个姨妈远在西北，好多年都未走动了。她朋友不多，更没有闺蜜。再说，如果真是去了亲戚或朋友家，她会提前打电话告诉我的。我担心她……”
“被人谋害了？”话一出口，谢娜娜自己都吃了一惊。
罗少雄沉默不语。
谢娜娜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罗少雄该不是为了和我结婚而谋害了他的老婆吧？这个想法一冒出，把谢娜娜自己也吓了一跳，于是脱口而出：“这事与我无关，我可没有逼你啊！”
罗少雄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谢娜娜话中的弦外之音，生气地说：“你的意思是我谋害了杨小倩？你怎么能有这么离谱的想法？”
谢娜娜不置可否，说：“那你应该报警。”
“对！看来我是应该报警。”罗少雄说，然后挂断了电话。
“嗯！你提供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徐凯歌说。
然后，徐凯歌又向谢娜娜询问了她和罗少雄交往的情况，谢娜娜都如实回答，基本上和他们掌握的一致。
“谢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徐凯歌和丁晓岚起身告辞。
“这是我应该做的。”谢娜娜道，临别时又问徐凯歌，“罗少雄现在怎么样？”
徐凯歌道：“罗少雄有重大作案嫌疑，已经被刑拘。”
犹如当头一棒，这个打击对谢娜娜而言是既沉重又猛烈，当时就蒙了。在她心底刚刚冉冉升起的那一线诱人的希望和梦想，瞬间便像变幻莫测的肥皂泡，在空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想起小时候母亲常对她说的那句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她一直不相信，认为那是宿命论。她认为每个人的幸福要靠自己把握，靠自己去争取，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让她每每在希望的曙光刚出现时又残忍地熄灭。
眼前，她又一次从希望的巅峰跌落到绝望的谷底，杀人者偿命，这是古往今来的铁律，罗少雄岂能例外？她抚摸着自己已经微微隆起的腹部，暗自伤感：既然重温初恋的梦想已不可能实现，留下孩子又有何用？徒增烦恼而已。
谢娜娜是个做事非常果断的人，一旦做出决定，便会义无反顾地去执行。
第二天，谢娜娜独自去了医院，没有丝毫犹豫地做了流产手术，拿掉了腹中刚刚成型的胎儿。
在家休息了三天，谢娜娜去了一趟看守所，跟值班的警察说要见罗少雄，但被警察拒绝了。警察解释说，在案件侦查阶段，除了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外，其他人哪怕是家属都一律不能与当事人见面，这是规定。
谢娜娜问：“能写几句话给他吗？”
警察回答：“这个可以，但必须经过检查后才能送进去。”
谢娜娜点点头，找警察要了纸和笔，就在接待室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她把信交给警察，说：“麻烦你帮忙把信交给罗少雄。”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警察检查了信件，上面只有几行文字。
少雄：
我今天来看你了，但看守所不让见面，想来我们还是有缘无份。三天前我已经到医院拿掉了我们的孩子，你可能会认为我心狠，若不心狠又能怎样？让他（她）一出生就戴着一顶杀人犯孩子的帽子？那岂不是更残忍吗？我不怨你，怨只怨我福浅命薄，这是命！别了，你自珍重。
谢娜娜即日
警察把谢娜娜的信交给罗少雄，他看过信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想：连谢娜娜都不相信我，都认为我是杀人犯，那我还有活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