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尚想讨价还价，桂良又哭诉英法公使怕底下清廷官员蒙蔽皇帝，导致洋人的真实意见无法传达给咸丰帝，要求他亲批“依议”。
无奈的咸丰帝只能咽下这口恶气，批了。
签署了《天津条约》，英法联军退回上海，眼前的风波总算暂时过去了。
但《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还遗下两个问题：第一是清廷派出官员与英方商谈关税修订则例等事；第二是一年后在北京互换批准书。
历史依旧没有改变，沈云峰并没有准备这个时间点出手，对于清廷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这个时间出手，毫无益处，清朝皇帝和身边那些人的自大病是治不好的。
这个时候“丰南号”如果出兵打退了英法联军，估计咸丰会说出：“民心可用，朕心甚慰”这八个字。
至于清廷签署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沈云峰反正是不会承认的，到时候撕毁就是了。
这个野蛮的时代，拳头硬才是道理。狗屁条约，沈云峰在后世也见过，川普上台，毁约的事情干的还少吗？
再说，还有一场大沽口之战，清廷还会赢一场，咸丰小子的自信心又会爆棚一次。
所以，按计划，“丰南号”还是等着先看戏，让两个敌人相互消耗一下，抓紧用最后一段时间来强大自己。
从防城县的地域扩大到粤西之后，安保队并没有因为人口的扩张而盲目扩大，走的依然是精兵的路线。
除了那些俘虏的印度人和孟加拉人用的是刑期钳制的办法外，安保队招录的士兵首先是政治可靠，所以，骨干依旧是瑶人、三岛的人，主力都是家庭在粤西或者东婆罗洲地域的人员。
像绿营那些俘虏的人只有真正归心才能得到重用，否则以派驻海外为主，即使想反叛也折腾不出气候。
在“丰南号”安保队没有炮灰这么一说，所有的士兵都十分珍贵。
沈云峰和田虎的认识非常统一，只要能够在装备上取得优势，不惜花钱，要保证少牺牲。
这一两个月，田虎将新的陆军步兵战术重新拟定了，将步兵盾牌作为步兵的标配。
合金钢打造的步兵盾牌在两三百米之外可以挡住铅制的弹头。每个班配备三面步兵盾牌，作为以班为单位推进的防弹物。
持盾牌的士兵配备新定型的自动上子弹带弹夹的步枪，并在盾牌左右设置枪托，可以让持盾牌的士兵单手操作步枪射击。
每个班有三面盾牌，其余士兵可以躲在盾牌后面射击。
这种设计，在火炮还没有完全进入陆战的阶段，目前是可行的。后世步兵基本抛弃这种战术设计，只有在少数特种作战中存在。
钢盔现在已经是“丰南号”安保队的标配，如果是攻坚队，甚至会有钢板制作的原始防弹衣。
这段时间，安保队的主战团全部在训练盾牌战术，适应新的战场环境。
另外，增加火箭弹和迫击炮的数量配备，能用炮火解决的问题尽量少用对射来解决。
广州失陷后，英法始终没有撤军的迹象，这已然成了咸丰的心病。然而，内忧与外患并存，清廷兵力运用接近极限。要想收复广州，必须依赖民间力量。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广州城外及周边地区一时出现无政府状态。此时的肃顺想到了尚在家中丁忧守孝的三品通政使罗惇衍。
咸丰下旨令罗惇衍与太常寺卿龙元僖、工科给事中苏廷魁三名广东籍官员一起筹办团练，罗惇衍任督办广东团练大臣。
1858年3月，以罗惇衍为首的广东团练总局在顺德正式开办，总局先驻顺德，后移驻花县，总局团勇发展到万余人。
第一次大沽之战期间，广东团练总局就在咸丰的授意下谋划攻打广州，但因“前线指挥官”、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迟迟未到任而暂时搁置。
在经费筹措方面，他们遇到了不少困难。筹饷历来是督抚的职权，无论抽厘、劝捐、摊派，都须督抚大吏出为主持，才能兴办。
柏贵早已投敌，黄宗汉又一路上磨磨蹭蹭，此时尚在来粤途中，罗等百般无奈之余，只得先向大户借贷。但迄至5月，“认借者十余万两，而措缴者仅二万余两”，“募勇置械，均觉缓不济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