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溥走出来质疑道：“年中各地的呈报来看，各地种粮的主要区域，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天灾人祸，户部又加紧对于各地加派苛捐杂税的清查，何以会在秋粮入库之后，增库粮和库银如此之多？”
这个问题，可说是非常尖锐的。
也不怪徐溥，主要是之前各级衙门的讨论，都觉得今年会是大明改元弘治以来最困难的一年。
原因不单纯是因叶淇卸任，换了个没有经验的周经上来，也跟各地遭遇到的天灾人祸有关，西北还因对鞑靼用兵，耗费了那么多的军饷，怎可能说丰收就丰收？别是各地的农田没有丰收，只是大明的府库丰盈了，户部做了一些阳奉阴违的事，把苛捐杂税又给增加。
周经道：“回徐阁老的话，这其实得益于户部早有准备。”
徐溥不解道：“愿闻其详。”
连朱祐樘也用很热切的目光望着周经，想知道背后有什么缘由。
周经如实道：“其实在开春播种之地，的确是有各地的呈报，表明今年粮食的播种情况不理想，夏粮入库时减损的确很多，但在六月之后，户部为避免秋粮入库的折损，便由户部牵头，各地的粮商等人在江南各处的闲田进行一番补种，因江南各处的雨水较好，昼短夜长，在秋收之后将这部分亏空补了上来。”
这话听起来合理，但在那些“懂行”的人听来，根本是在糊弄人。
徐溥便当即问道：“只是靠补种闲田？”
周经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压力。
也好像明白了为何今天张延龄不肯来，感情张延龄早就知道，来了一定会跟这群人产生冲突，自己身为文官一员尚且如此，若是换了张延龄来，还不被满朝文武连番质问？
周经道：“并不单纯于此，也因各地及早做好推陈出新的准备，由各地粮商对各地富余的粮食提高收购的价格，再以收购回的粮食折换查引和盐引等，再将这部分的粮食调运往西北用以修筑关塞和整顿边备之用，至于所增之库银，也多是因此。”
听到这里，众大臣才知道，原来今年的府库丰盈，并不是靠各地的丰产所带来。
更主要是朝廷用盐引和茶引换得了部分本属于百姓的粮食，还利用到商贾，这就产生很多的社会问题……
徐溥正要进一步质问时。
朱祐樘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伸手打断在场大臣的发言，道：“朕似乎是记起来了，此事乃是有建昌伯之前提请的，由户部呈报，还是从阁部呈递上来的奏疏。”
徐溥当然知道这回事，这也是他今日出面质问的缘由。
朱祐樘继续道：“建昌伯的意思，是今年各地盐场改变晒盐之法后，盐的出产大有增加，只是将来年两万引盐引提前到今年，不足以支兑那么多增加的官盐，而各地的粮食产量又不错，还不如以盐引和茶引来换取各地百姓手中的余粮，将这些余粮用以西北之用。”
“此也乃是权宜之计，来年增加的盐引，主要用在九边各地的商屯等，而今年要行改革来不及，北边的屯田补种肯定是来不及，又涉及到宣府大同等处的城塞关防修筑，所耗钱粮必不在少数。”
皇帝也算是深入浅出分析了这么做的可行性。
其实这是张延龄改回粮开中的第一步。
但因北方各地的商屯土地早已荒废多年，想一年之间就重新把这些商屯土地种上粮食并能起到改善边备的作用，显然是不现实的。
那就不如增加盐引，用商贾的力量，在各地收买粮食，运到北边，已缓解弘治九年边关各处的粮食物资缺损。
这么做如朱祐樘所言，乃是“权宜之计”，皇帝认为这么做是合适的。
可对于在场的文官大臣来说，张延龄又做了一件“先斩后奏”的事情，明明我们没同意，朝廷就真的执行，还是跳过内阁票拟和朝堂议事的，这是明知道我们会拒绝，所以就打算把事完成之后再告诉我们？
这么大的事，他又是如何跳过我们，去办到的？
徐溥奏请道：“陛下，此事并不遵循大明任何的先例，以官府之力量，以盐引折换粮食调运西北，看似合理，但乃与民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