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夸完他秘书，刘战斗一口血喷了出来，真正字面意义上地喷血。我特别能理解他，这确实是太气人了。
刘战斗吐完血，整个人瘫软在沙发上，软绵绵地一声不吭。
我知道他死不了，便拿起那一幅夏圭的《云山烟树图》真迹，离开办公室。临走之前，我在走廊里还特意拍了拍那位秘书的肩膀，称赞他是个称职的好人。
我赶到樊波家里，樊波一看这画，大喜过望。我告诉他，这算是对当年樊老掌柜的一点补偿。樊波连连叹息，说他叔叔死的时候一直抓着他的手，说一定要设法把东西都赎回来。可惜他自己也混得很惨，除了每年坚持写申诉信以外，也没别的办法。说到这里，樊波居然哭了出来，说他没能耐，对不起老掌柜。
“这幅画也算是能告慰他老人家了吧。”我安慰道。
樊波苦笑道：“怎么可能，我得马上去把它卖掉。”他回头看了眼低矮阁楼里的床铺：“老人等着看病买药，小孩子等着上学，哪都需要用钱……”
我没说什么，这实在不好苛责。对他来说，古玩的艺术价值远不如它的商业价值重要，前者只关系到品位，后者却与生存相关，这是个最现实不过的问题。我宽慰了他几句，把话题引到樊沪记上去。樊波得了《云山烟树图》，心中卸下一块大石，说话自然也就痛快起来，给我讲起他在樊沪记的经历。
樊波说樊老掌柜原来是给别的大当铺做朝奉的，后来自己攒了点钱，在1927年独立出来，开了这么一间古董铺子，找到他这个侄子来做帮手。我一边听着，心里一边发沉。我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这个樊波，完全不懂古玩。他之所以在樊沪记工作，只是因为是樊老掌柜的亲戚。樊老掌柜也知道他的水平，所以只让他在店里负责打杂帮工护院，具体业务从不让他沾手。
古玩交易，是一桩隐秘交易，很少当人。樊波既然不参与业务，自然对里面的弯弯绕绕茫然无知。找他了解樊沪记的交易，就好像找银行门口的保安问贷款的事情一样。
“樊沪记有没有留下什么档案文字什么的？”
樊波摇摇头：“破四旧的时候都烧了。我申诉信里的文物清单，都还是从文物商店里抄来的。”
“那么樊老掌柜从前跟什么人打过交道？”我有点不甘心地追问道。
这个问题太大了。樊沪记虽不是什么大店，但也算是名号之一，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人数不胜数。樊波呆了半天，才慢慢吞吞道：“我见过许多，都不记得名字。”
“他最好的几个朋友你还记得吗？”我问。樊老掌柜的好朋友，肯定都是古董圈里的，说不定能知道樊老掌柜收购缺角大齐通宝的内幕。
樊波想了半天道：“跟老掌柜最好的，应该是一个叫周顺勋的先生。”
“哪家铺子的老板？”
“呃……不是卖古玩的，是晋京汇银号的经理。”
“这个周顺勋先生在哪里？”我问。
“49年去台湾了。”
“啧。”我大为遗憾。
樊波见我不说话，以为我不满意他提供的消息，便说道：“周先生人很好的，每次都主动跟我打招呼，有时候还打赏我几块钱。老掌柜常说，没有周先生帮忙周转，就没有樊沪记，让我见到他一定要客客气气的，不可无礼。”
我猛然抓住他肩膀：“你再说一遍！”
“周先生人很好……”
“下一句！”
“老掌柜常说，没有周先生帮忙周转，就没有樊沪记……”
我眼睛一亮，我都已经绝望了，可没想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古董这个行当的特点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一件古玩，什么时候能卖出去，很难预料。小规模的铺子，都是靠本钱周转，现金流很容易断裂，稍有不慎就会赔得倾家荡产。但清末以来，西方银行业进入中国，带来了先进的金融理念，尤其是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地区，外国银行、本国银行加上大大小小的私人银号多如牛毛，给了古董商们一个新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