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法是道德的最后防线，是通过暴力手段，对违反道德最底线的行为进行严惩，以防止恶行不再发生，使得善良之辈得到保护。这些人的罪行，证据确凿，你们也是认同的。对一群罪犯讲宽恕仁德？判事官秉承证据、依照律法的基本立场何在？”
丰稷仰着脖子大声道：“这不是善法，是恶法，是暴政！这个判事官，我不做也罢！”
“可以，你写份辞呈上来，我马上就批复！”常安民也不客气地答道，他是临时法庭的都判事官，有权批复。
“我秉承本心，为民立命，无愧于天地！”丰稷大喊道。
“丰先生，我看你这心有些偏了吧。”郭令先不客气道。
“你说什么？”丰稷呵斥道。
“难道不是吗？你这是欺软怕硬。那些敢作奸犯科的恶人，你们就报以仁恕。那些遵善守法的善人，你们却坐视不管。有恶不除，有善不卫，长此以往，谁还愿意遵善守法？个个都去当恶人算了，反正有仁恕教化在。”
丰稷涨红了脸，更大声地争辩起来。
其实他对那些谋逆作乱的贼人，也没有什么好感。但是那些要被严惩的人里有世家大户。这些人多是诗书传家，士林儒生一脉，当然要另眼看待。
只是经过两年的大辩论，“民为邦本”已经深入人心。世家士儒可优待，百姓们却要严惩不待，属于“政治不正确”，容易被抨击。
如果丰稷就把所有的人合在一起，统统视作“民”，然后举起“仁恕”的大旗，全部给予一条生路。
常安民、郭令先等人当然也看出丰稷这边的心思，毫不客气地针锋相对。
看着两边开始吵起来，作为旁观者和临时法庭的监督者，张叔夜默不作声。
他知道，整件事不仅仅是严惩逆贼主犯这么简单。这还涉及到“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国本之争。
“以德治国”是先汉年间，儒家确定优势后逐渐形成了国本。以孝治国、宽仁厚德等等都是它的体现。
现在官家在“以德治国”的后面加了一个“以法安邦”。德以扬善，法以惩恶。制定的律法以现行的道德准则为基础，做到“守住道德最后底线”。
这一点，通过两年的大辩论，已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有激进者还把两句换了个前后位置—“以法治国、以德安邦”。完全颠倒法和德的主次重要性。
这些人被称为“法治派”。
这种思潮的出现，除了官家的引导，也可以视为大宋士人儒生，对过往历朝历代按照儒家典籍所言，以德治国却不得大治的一种反思。
这种反思来自于过去数十年里，大宋朝堂变法与保守的激烈斗争。
新旧两派的人都在竭力地研究历朝历代的历史，研究儒家典籍，讨论它们在现实中的运用，以便为自己这边找出有力的辩护证据。
这种激烈斗争中碰撞出来的火花，在历史上，最后演化出南宋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和永嘉事功学。只是现在，被赵似加以引导，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但是对于丰稷这些坚守儒家经典主义的“德治派”而言，“法治派”是异端，是颠覆，是大逆不道。
他们抓住每一次机会，给予“法治派”痛击，
这回敦舆山谋逆大案的临时法庭，就是一次交锋。但是目前看，“法治派”占据优势。
争论了两天，临时法庭的裁定下达，乱军主犯凶犯一千四百二十六名，地方世家涉案主犯一百一十九人，从犯三百五十七人，全部处死。
其余乱军从犯判处五到二十年劳役，家眷流放岭南。
地方世家涉案从犯大部分判处十到二十年劳役，家眷流放琼崖岛。
裁定书还需大理寺审核，报请官家御览。官家可加恩赦免或减轻惩处，或不予否认给予默许。
丰稷等人还期盼恩自上出，官家会加以赦免减惩。不想批复很快就下来了，官家只是对乱军从犯家眷一万多口，加以赦免，着择地安置。其余的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