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难得的是，他做过司户、司法参军、防御推官、教授，也做过多个地方的知县，都是颇有政绩，属于务实务虚都有一手的人才。
原本他精研理学，造诣很深，能够继承自己和兄长的学问，并把理学发扬光大，甚至开宗立派。
但是这一年多，他深受《半月杂谈》、《东京时报》等报纸杂志的影响。虽然理学方面还没有看到太多变化，但是对于治理国政，想法有了极大的变化。
这一点与游酢恰恰相反。游酢是对《半月杂谈》等报纸杂志，越看越憎恶。
或许游酢长于诗词和治学，对施政抚民中的种种弊端看得不清，只是沉浸在理学等务虚之中。
程颐突然想到官家大肆褒奖范文正公的事。
天启元年正旦后，《半月杂谈》《文林报》长篇累牍地报道范文正公，说他立功立言立德，推崇为大宋第一圣贤。
范文正公的学问、品行、政绩，都没有话说，在大宋儒生士林中影响很深，尤对于数量众多的寒门学子，更是起着楷模的作用。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修身治国的远大抱负，现在更是被大力提倡，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滚滚新潮流。
民本、务实、格物，合在一起，就是报纸杂志上常说的目标、态度和方法。
程颐察觉到滚滚潮流中暗藏的凶险。关学、洛学、朔学、蜀学、元祐义理学、熙宁新学等等，它们在这大潮中沉浮，慢慢被融解其中，长处优点被吸收，短处缺陷被抛弃...
想到这里，程颐猛地一惊，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洛学不加以改进，“与日俱新”，很有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消亡，理学也可能失去传承。
似乎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