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叫去皮见骨。攻讦往往从小事开始，引起朝野注意。假以时日，积小事为大事，无关紧要的小节变成了大问题。那些充当马前卒的小人物一旦受到惩处，在舆论上他们就变成受害者，他们的上书自然就成了揭发纠举。”
“叔通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人上书，编造的罪名大多数是道德方面的，几乎没有违法违纪的。”
宇文虚中想了想答道：“官家，臣猜测，道德问题非常好编，全凭一张嘴，但是受害者却非常不好澄清。
“对了。司马公的《资治通鉴》开篇就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为礼，纪纲也；何为分，君臣是也；何为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在坚持义理的儒生心里，名分、礼教、纲常是朝廷的根据。”
“朝廷要对天下万民作出表率，而皇帝和宰相又是朝廷的表率，这样才能维持名分、礼数和纲常。所以攻讦道德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反倒是最简单又犀利的一招。”
赵似还有几句话闷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坚持义理的儒生们，觉得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是维持朝廷权威和运作的最优方式——简单易行，性价比高。
不过那只是针对他们，对于自己而言，这种治理方式弊端重重，而且是结草之固，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动**不已。
“叔通啊，朕读过几本史书，这些年来与文武官僚们打交道，理论结合实际，颇有些感受。今天兴致来了，与你说一说。”
宇文虚中连忙正襟危坐。
但他心里知道，官家愿意跟自己说这些话题，其实是饱含深意的。有些话，官家不方便说出来，需要用某些机会说给亲近人听，再转述出去。
今天这番私底下的话，自己听进耳朵里去，在脑子里转一转，再整理一下，或写成《官家宝录》，以圣训方式下发，督促文武百官学习；或换种语气和说法发表在内部资料或官报上，官家再公开点个赞，这话就可以作为典范加以推行。
“自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历经千年，到我朝文官基本上都是信奉儒家经典的官僚。他们这些官僚啊，有三个特点。一是以道德代替法律。所有的事以维护道德的名义进行，判断是非标准的是善与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二是这些官僚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从小熟读论语等儒家经典，通过参加科举、遗荫等方式进入仕途，故吏、同乡、同年、师门，各种关系加以利用，最后形成一荣皆荣、一毁皆毁的巩固集团。互相争权夺利，搞得乌烟瘴气。”
“偏偏我朝又有‘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对这种对立纷争加以鼓励。却不知，争到最后，废的是朝政，伤的是君威，苦的是百姓。”
听着这里，宇文虚中的脸色有些发白。这些话要是传出去，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说中要害了。
现在它们已经听进自己的耳朵里，到底怎么样才能把它公布于众？记入《官家宝录》，以圣训方式发表？要是这么简单，官家直接形成文字颂布，何必还要装模作样地跟我说一遍这么麻烦。
那就修改一下，以我的名义发表了。可能的汹涌舆情，我一人扛了。这样的锅，不怕扛得多，却怕扛得少。
“这些官僚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思想和政治上十分保守。因为他们的核心基础是儒家经典里的义理，如何治国、如何富民、如何抵御外敌...一概不知。无论说什么，他们都只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一些空大上的话。”
“所以他们具体的施政举措十分保守僵化，包括度支、民生、民计等各项制度。赋税种类、征收方式长年不变，没有中央层面的财政赋税统筹，完全靠拆东墙补西墙来支撑地方财政开支。动不动就讲简政务实，不要擅开边衅，不可轻举妄动。”
说到这里，赵似连声冷笑，“其实他们这是迫不得已。这些官僚除了会讲大道理，其余的什么都不会。他们主持的中枢和地方官府，效率低下，无能之极。所以只能打着简政安民的旗号，‘法贵恒稳，条令宜简’，好适应他们可怜可笑又可恨的施政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