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一案，记录下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与众不同的非凡才能。虽然在写作形式上很不连贯，我也深深感到表达得很不充分，但我还是尽力记录下我们两人共同的奇异经历。从“血字的研究”我们初次合作的那个时期开始，一直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毫无疑问，他的介入阻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争端。我本来打算就此停笔，绝口不提那件让我一生都感到空虚怅惘的案件。两年过去了，依然未能填补我空虚的心灵。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在几封公开信中为他已故的兄弟辩护，我别无选择，只能把事情的真相完全如实地公之于众。我是唯一了解整个事实真相的人，并且我也觉得该是公布它的时候了，再把它埋在心里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据我所知，这件事只在报章杂志上报道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891年5月6日《日内瓦杂志》；另一次是1891年5月7日发表在英国各报刊上的路透社快讯；最后一次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几封信。其中前两次报道都太过简略了，而最后一次报道，正如我现在要指出的，则完全颠倒了事实。我有责任首次向公众澄清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所发生的事实真相。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结婚以后，便开始了私人行医业务，福尔摩斯和我之间的亲密关系变得有些疏远了。当他在调查案件中需要助手时，仍然不时地来找我，不过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最后我发现，在1890年，我保存记录的只有三件案子。这一年冬天到1891年初春，我从报上看到福尔摩斯正为法国政府调查一件极为重要的案子。我收到过福尔摩斯两封信，它们分别发自那尔邦和尼姆，由此，我猜想他可能会在法国待很长一段时间。然而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在4月24日晚间，我却看见他走进了我的诊室。尤其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看上去比平时更为苍白和消瘦。
“不错，这些天我已经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他看到我的脸色，没等我开口，就抢先说道，“最近我有些过度紧张。你不介意我关上你的百叶窗吧？”
我看书用的那盏灯摆在桌上，屋里只有这点灯光。福尔摩斯沿着墙边走了过去，猛地关上了百叶窗，然后插紧了插销。
“你是害怕什么东西吧？”我问道。
“是的，我害怕。”
“怕什么？”
“怕被气枪袭击。”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你应该非常了解我，华生，你知道我绝不是一个胆小怕事之辈。可是，当危险来临时，如果你还是不以为然，那就太不明智了。能不能给我一根火柴？”福尔摩斯抽着香烟，似乎在享受着香烟带给他的镇静作用。
“我很抱歉这么晚还来打扰你，”福尔摩斯说道，“而且，我必须请你破例允许我现在翻越你的花园后墙，离开你的住所。”
“可我不明白，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他伸出手来，借着灯光，我发现他的两个指关节受了伤，正在流血。
“你看，这可不是我无中生有，”福尔摩斯笑道，“正相反，这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可以把一个人的手弄断。尊夫人在家吗？”
“她外出访友去了。”
“真的！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对。”
“那这样就方便多了，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到欧洲大陆待一个星期。”
“到欧洲什么地方？”
“啊，什么地方都行，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奇怪，依福尔摩斯的天性，他绝不会毫无目的地去度假，而他那苍白、憔悴的面容让我感觉到他的神经已高度紧张。福尔摩斯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心中的疑问，便把两手手指交叉在一起，胳膊肘顶在膝上，向我讲述面临的形势。
“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莫里亚蒂教授的事吧？”他说道。
“从来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