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卫青与霍去病相继离世，卫太子的地位也因为其秉性与汉武帝屡屡相悖而受到厌恶。
致使奸佞小人江充等人可以成功离间太子和皇帝的父子关系，最后酿成了巫蛊之祸。
太子刘据为了避免无辜被馋毙，就开始寻求母后卫子夫的支持，企图起兵自卫。
据《汉书》记载：“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
当时的汉武帝在甘泉宫避暑，并不在内宫。
所以刘据首先就去寻求皇后的支持，长乐宫正是皇后的所在，而当时的武库兵器也一定要有皇后的凤印才能够发动，没错就是皇后的凤印，可见权利有多大，都能调兵了。
而这次发动武装力量也将太子刘据和卫皇后彻底葬送。
在动乱被平息后，太子刘据一家被杀。
汉武帝也下令“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自杀。”
汉武帝和卫皇后的爱情故事至此以悲剧而收场，卫子夫进入宫廷之前是庶人的身份，结束生命时也是庶人的身份。
这样的结局就是因为她以皇后的身份授权给了太子刘据起兵，卷入了这场汉室风波之中。
而在后来汉武帝思念卫太子，建立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
但对于卫皇后，汉武帝却从来也没有表现出一丝怀念之情，也许汉武帝到最后也没有原谅卫皇后的罪行。
由此可见，汉朝皇后手中掌握的权力非常强劲，甚至可以左右政局的走向。
汉代皇后的手中握有玺印，这就是权力的象征。汉代时期还是一个传统社会，对于玺印等一系列特殊政治物品有天生的尊重心态，诏书中只有加盖了皇帝的玉玺才会成为旨意。
同样，皇后的玺印也可以发号施令，行使核心政权。而且汉代的律法中并没有规定皇后与太子等皇帝至亲的权力范围，这就意味着这种权力既可以趋近于零，也可以无限大。
这就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解释空间，权力很容易就会被滥用。
这也是当汉元帝驾崩后，皇后王政君可以力保自己的家族上台辅政的根本逻辑。
在汉元帝时期，王皇后的长兄王凤只不过是诸卿之一的卫尉，前面还有三公鼎足而居。
但是在汉元帝驾崩后，王凤立刻上升为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完全掌握了军政大权，这很明显是因为皇太后的缘故。
而在汉哀帝时期王氏家族衰落，大司马王莽被免职。
可是当汉哀帝驾崩后，太皇太后王政君立刻重掌大权。在她的一力运作下，诏令废黜了当时的大司马董贤，任命王莽重新出山辅政。
据记载：“元寿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诏曰：‘大司马贤年少，不合众心，其上印、绶，罢。’贤即日自杀。新都侯王葬为大司马，领尚书事。”
如此可见，皇后和太后的权力足以干涉到皇位的传承和最高行政权的任命，在一些时刻几乎与皇帝无异。
她们可以通过皇后之玺正式下达诏书，操控整个国家的根本命脉，由此而真正掌握大权。
其次，皇后本身的品德也是权力的由来。汉代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心向背，只要政务官员表示支持，皇后的诏书就可以令行禁止，畅通无阻。
很大程度上，皇后如果能够做到百官敬服，那么在皇帝驾崩后权力就会自动来到皇后的手中。
而如果皇后有失德的行为，也会在政权更迭时被直接废黜。
比如汉文帝继位后，孝惠帝的皇后张氏是吕后的残余势力，被“废处北宫”。
在平帝继位后，王莽重新执政，直接“贬皇太后赵氏为孝成皇后，退居北宫。”
从整体上看来，这些皇后都有很明显的问题，孝惠皇后是吕氏的附庸，孝成皇后赵氏德行有亏，都无法获得百官的尊重和敬畏，因而被剥夺了权力。
所以，如果皇后在位期间能够很好地辅助皇帝，管理好内宫和前朝的关系，很容易就会得到拥戴和支持。
就好像吕后一样，因为她在建立汉朝的过程中与刘邦同甘共苦，立有功劳。
所以在樊哙、吕释之等吕家核心人物相继去世后，吕后依旧可以获得群臣的支持。
人心就是吕后权力的来源，也是历代皇后得以发号施令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