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那位助理说，审讯过程是电视直播的。审讯要给投票人看。助理礼貌地咳嗽。
科尔托被修复翻新，经历了反复排练，他的证词清楚翔实又感人，却大都是国会内部一个利益集团捏造出来，以挽救五角大楼某些人的。科尔托慢慢明白，科伦斯克组建了脉冲装置的报道是被人为压制的，有三个官员对此事负有直接责任，而他的证词却对挽救他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在公审中的任务结束了，在华盛顿便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M街一家餐馆里，那位助理吃着芦笋薄饼，告诉他别找错说话对象，这可是极端危险的。科尔托用右手坚硬的手指捏碎了那人的喉咙。那国会助理头埋在一只芦笋薄饼里窒息而死，科尔托走出餐馆，外面是华盛顿清冷的九月。
保坂公司不断地奉上警方报告，公司侦查报告，还有旧新闻。凯斯看着科尔托在里斯本和马拉喀什做大公司员工的策反工作，彼时他似乎开始沉迷于“背叛”这个概念，憎恶他为雇主买通的那些科学家和技师。在新加坡，他喝醉后将一个俄国工程师在酒店里殴打致死，随后纵火烧掉了他的房间。
然后他出现在泰国，在一个海洛因工厂监工。后来是加利福利亚一个赌博集团的打手，再后来则在波恩的废墟中做了一个职业杀手。他在威奇托抢了一家银行。纪录越来越模糊不清，断档越来越长。
在一段仿佛经过了药物讯问的录音中，他说，有一天，一切都晦暗了。
一些法文的医疗记录翻译过来，说一个没有身份证件的人被送到巴黎一间精神病院，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他症状发作后被送到土伦郊外的一家政府医院。他成为了一个项目的实验对象，该项目尝试通过网络模型治疗精神分裂症。他们随机将计算机分发给病人，鼓励病人编程，并让学生给病人提供帮助。他痊愈了，整个实验项目，只出了他这一个成功案例。
记录到此为止。
凯斯在床垫上翻了个身，莫利轻声抱怨他打扰到了她。
电话响起。他把电话拖到**。“谁？”
“我们要去伊斯坦布尔，”阿米塔奇说，“今晚。”
“那混蛋要干吗？”莫利问。
“他说我们今晚去伊斯坦布尔。”
“真是好极了。”
阿米塔奇已经在念航班号和起飞时间。
莫利坐起来，打开灯。
“我的装备怎么办？”凯斯问，“我的操控台。”
“芬兰人会搞定的。”阿米塔奇说完挂上电话。
凯斯看着她打包。她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腿上打着模子，但行动仍然同舞蹈一般，没有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他的衣服乱七八糟地堆在他的包旁边。
“你疼吗？”他问。
“我该在秦氏诊所多待个晚上的。”
“你的牙医？”
“没错儿。他很细致的。那间屋子他占了一半，诊疗装备齐全。专门帮武士做修复。”她拉上包的拉链，“你去过伊斯坦布尔？”
“去过一次，两天。”
“永远是那样子，”她说，“那个老破城。”
“我们去千叶城也是这样的，”莫利望着车窗外那片工厂废墟，地平线上有红色灯塔标出核聚变反应堆的位置，让飞机绕行，“我们当时在洛杉矶。他来了，说，收拾东西，我们定了去澳门的票。我们到了澳门，我在葡京酒店赌番摊，他则跑去了中山。第二天我就在夜之城跟你捉迷藏了。”她从黑色夹克袖子里抽出一根丝巾，擦拭她的植入镜片。斯普罗尔北部的景色唤起凯斯模糊的童年记忆，龟裂的水泥高速公路上，丛丛枯草自夹缝中生出。
火车在离机场十公里远处开始减速。凯斯看着太阳从童年的景色上，从矿渣和锈迹斑斑的冶炼厂外壳上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