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尤瑞黛说。
“当然。你想教条是为什么而立的？”
“我猜是早期的基督徒希望有一个统一的信仰。”
“他们不就是要别人的信仰和他们一模一样吗？”
“一定是这个原因。”
“你不觉得，想要别人信仰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人，一定确信自己是对的？”
“我想是的。”
“那是好现象还是坏征兆？”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我是说，这种人一定百分之百确信自己完全对，和他们不同的人就绝对错。换句话说，他们一定很独断，想要替别人和后代立下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容后人讨论。”
“他们用意一定是如此，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就是异端。”
“换句话说，当人的心智开始僵硬，不再柔软可塑的时候，教条就形成了。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
“我说是坏现象。”
“你能和某些教条争辩吗，如果该主题公开讨论的话？是假想的问题，我知道事实不是这样。我是说，如果你的心智自由，你在你的宗教信仰方面能不能有不同的意见？”
“应该可以。”
“经过了这几千年，你认为你可以和主祷文争辩吗？”
“当然不行。”
“这就对了，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懂了。”
劳思把鸡腿上的肉撕下来，他轻轻咬着关节四周的鸡肉啃了好一会儿：“我希望没有打扰你的鸡肉大餐，吃嘛，我就是这个坏习惯，爱问问题。”
“没关系。”
劳思拿着空鸡腿，向后靠在椅背上，一面讲话，一面抓着鸡腿指手画脚。他又倒了一杯酒。
“你领悟力不错，”他继续说，“一定看出艾音尼基族祈祷文的思想脉络，编排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自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文明的精神内容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家愈来愈注意物质，愈来愈忽略人类。对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来说，整篇祷文只是常识而已。十八世纪的人最乐观，哲学家关心的是过好日子的机会，在伏尔泰和尼兹时代这其实已算过时了。到了康德，对宇宙的最后赞叹还是不错的。但是康德已经在拼命挽回将逝的一切，在批判的理性，也就是他所谓纯思考的追求中，有效工作、高贵忍耐、快乐生活的理由都没有了根据，理性主义者的乐观遭到学术上的轻视。天上星辰永恒的美，内在良知的微小呼声，都被康德列为无上的命令。这表示他无法为这些东西下定义、归类或提出证明，只能立刻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但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人还相信这些，肯定这些——看看卡莱尔的洪亮呼声吧，你能想象二十世纪有一个卡莱尔吗？”
“卡莱尔、达尔文和史本塞这一代有了巨大的改变；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呈平衡状态。从孔德到史本塞还可以听到社会改革的呼声——只要我们创造、改进，社会便属于我们。马修·阿诺还不断探讨生命，把它视为整体，和古希腊人差不多。现在我们‘旧世界’的学者们只关心生命在高度专门化部门中高度专门化的一面，每个学者都只看见某些不重要片段精确却又有点扭曲的景象，就此感到满足。除了第一句，那篇祷文已完全被剔出哲学的领域，哲学现在只剩下哲学史了。”
“至于二十世纪前半段的人，只有第一行还有力量。当然啦，不管在科学中也好，在所谓社会科学中也好，战争和社会的中心问题都不简单；都变成心灵的混乱和虚饰，我是指学术上的假科学名词而言，像‘行为模式’啦，‘反社会倾向’啦，‘完整的个体’啦——一种稀释的英语，经过脱水、弱化，失去了生命。你想有人对‘行为模式’会比实验室的血压计和心脏扫描器更热心吗？思想已经一步步失去了道德的内容。社会哲学家害怕是与非的字眼，科学关心真而不是善；社会哲学家坚持别人叫他们‘科学家’，也不敢接触道德的问题，以为他们的任务只是提出人类社会行为的正确说明而已。环境和遗传赦免了人类一切的罪恶。如果社会科学家能以撒旦的父亲或他童年的插曲作为参考资料来解释他的异行，他们的工作就算完了；就被视为知识上的一大收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