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在星城的时候，我偶然碰到过达尼洛夫。他在那儿完全是另一个人，一副整肃、严厉、公事公办的样子。我们打了个招呼，当时达尼洛夫说了些鼓励我的话，而我则顺着官僚机构的走廊离开了。
现在我身边坐着的是一个因为过分紧张和压抑，而变得格外多话的人。我甚至想起了照片上那个站在爷爷身边、有点儿呆滞的年轻飞行员。也许直到现在，那场战争、被俘虏的经历和命悬一线的威胁感，还压在达尼洛夫的心头。这份恐惧无法根除，不会消散，二十余年来一直潜藏在他内心深处。难道爷爷没有看出这一点吗？
万一情况不妙，亚历山大·奥列格维奇可能很难应付。
头等舱里渐渐坐满了乘客：带着女伴的商人、怎么也学不会省钱的国家机关年轻职员和外国人。经济舱也是满座。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达尼洛夫若有所思地说，“大约一年前，‘大俄罗斯号’起飞前两小时，副驾驶热尼亚·列金在楼梯上滑了一跤，摔断了腿。取消发射会让公司亏很多钱,但当时又找不到别的飞行员，所以他们就让剩下的两个人起飞了。不管怎么说，这也算个先例。”
“超空间跳跃导航员的作用比副驾驶重要得多。”我想了想，反驳道。
“但我们的飞行任务更紧急。你有通用权限吧，别佳？你可以担任小型飞船的飞行员和跳跃导航员，以及大中型飞船的副驾驶和导航员吧？”
“对。”
“那我们就来想想办法。”达尼洛夫心满意足地说着，打开了第二瓶红酒。
我向后倒进椅子里。老天啊……不，相对于把人扔在发射台上，让人摔断一条腿造的孽还是要小得多。
难道我已经开始权衡罪恶的轻重了吗？
开始把罪行分成三六九等了？
飞机开始加速滑行，我闭上眼睛，放松下来。最好能睡一觉。
我睡着了。
空姐没想要叫醒我，但达尼洛夫一点儿也不客气。在空姐分发晚餐，更准确地说是早餐的时候，他摇了摇我的肩膀，“彼得，醒醒……”
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
“让胃活动活动，补充点儿蛋白质和卡路里……”亚历山大格外关切地在我面前打开早餐盒，“我们尝尝看。”
吃完后，我们盯着舷窗外面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闲话。窗外只有一片黑暗，机翼上的信号灯不时闪烁。在头等舱里，引擎的轰鸣声微弱而遥远。
“我们应该正飞过西伯利亚上空，”达尼洛夫猜测，“你来过这儿吗？”
“很小的时候来过。已经不记得了。”我咬紧了牙关。
“对不起……”达尼洛夫明白过来，但已经太迟了，“原谅我，别佳，我完全忘了这事儿。”
“你的确没必要记住我父母飞机失事的地方。”
“该死……”上校看起来相当窘迫，“我怎么这么糊涂……”
“别放在心上，萨沙。这是常有的事儿。”我把透明饭盒还给空姐，里面的东西连一半都没有吃完。我这两天吃得太好了，已经厌倦了与炸肉排和沙拉单打独斗，“老实说，我已经不记得父母的样子了。”
我起身沿着过道向卫生间走去。我父母的那场飞行可能也是如此风平浪静。每个座位都安装着电视和电话。同样的配置，几乎没有改变过。他们的飞机，也有着同样的机翼和带涡轮喷气发动机的硬铝机身，也是两百五十到三百米的秒速。这数字跟“逃逸速度”[1]比起来慢得可笑，跟超空间跳跃的速度比起来更是接近静止。
但这速度足以让小小的“图式”飞机在万米高空折断右翼……
在飞机失去控制、翻滚着栽向地面的最后一分钟里，我那陌生又年轻的父母在想些什么呢？可能想到了我，也可能在想，没有带着我上飞机真是太好了。
我拉了一下卫生间的门，但门是锁着的。我靠在铺着人造布料的墙面上，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二十年前的照片和剪报。
我不想去看父母的面孔。这感觉有些不虔诚。何况是在此时此地。我看着照片上的自己——一个任性的小男孩，正拼命想从父亲手里抽出自己的小手。可是这个小男孩，也就是当年的我，也是无辜的……
我展开那张发脆的剪报。
“总统表示深切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