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之鹰会给我们自由？”
温斯顿丘吉尔问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瞪的圆圆的，嘴里的雪茄烟翘成一个怪异的角度。
“撒旦之鹰是谁，是整个世界所有政治家里的最蛮不讲理的混蛋。哦，不，那混蛋甚至算不上是个政治家，因为他是一个多么……嗯，不大好形容的一个混蛋。”
夏尔戴高乐不是个不多话的人，而且原本在盟军里，法国因为本土被占领，地位多少就有些低。原本法国在整个欧洲，具有相当的地位。因此在盟军的团队之中，此刻的地位就稍稍有些尴尬。
毕竟美国才是盟军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与英国的亲近，也让他们在欧洲事物里，有着更多的发言权。加入“中华元”经济圈，从某种意义上來讲，也可以理解为向盟国示威。
不管怎么说，撒旦之鹰不会被他们这些老牌国家的政客们承认为纯粹的政治家。因为这家伙是个实干派，甚至许多时候都会自己亲自动手。
在中华联邦国内，平狗官集团的叛乱时，唐云扬曾经亲自带队，甚至还亲自充当过杀手。在艾琳娜蓓尔为他写的传记里，那一段大概是因为亲自的体验，写的实在是精彩万分。心至于在这次开会的时候，各国元首心中都有些担心。担心撒旦之鹰会不会充当海盗，在他们來时的路上就把他们绑架了。
要知道，撒旦之鹰还有一个绰号叫问題土匪，当土匪都当时问題的时候，这样的人真的不能算政治家。
但有一个问題，这样的人要给他们盟国的元首之中，地位最高的人“松绑”，那他们该欢喜驶到？
大家该知道，除过已经被灭亡的苏联之后，整个盟国几乎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正如同前面所述，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家必然与政府结成紧密的同盟。相信依存、相互发展，至于普通公民的权利，因为资本的逐利性因素，如果再法治监督不当，那么就一定会造成国家的巨大灾难。
在封建时代，官商勾结同样是资本逐利的一种外在表现。更强烈的表现是，当资本控制的资本家与官员们结合，形成特有的官商阶级之后，因为资本的逐利性，道德低下、凝聚力丧失不过都是随之而來的结果。谋朝篡位，更成了家常便饭。任何一个昌盛的朝代，都难以持续几百年，并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这种情况在发展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时，造成的危害随着一次次的经济危机，则不断出现让平民陷入饥馑、破产的状况，在这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许多。工业革命的成果，同样被资本掠夺去。但资本不是罪恶，资本的逐利性同样不是问題。我们看到厉行法治的国家，最大限度减小了资本逐利性对于国家的影响。
但这不是根本，因为有着智慧的人类，不该被自己制造的怪物所吞噬。就目前來看，中华联邦的制度是适合的。用主动追逐科技的发展，來替代资本逐利的被动推动社会前进的脚步。也许这不是一个可以解决资本逐利与民生之间矛盾的根本手段，或者将來的社会结构会更国复杂、微妙。
资本不罪恶，也不丑陋，但当它与人性之中的贪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可怕的结果。这不是危言耸听，各国对于这样的事情往往使用法律的手段，來制约资本的逐利。但问題在于，当资本的强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转而影响政府的功能与作为。
这就是“束缚”，也就是唐云扬告诉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谓的“松绑”的核心问題。那么现在的问題是，这些资本家里的政治精英们，愿意被“松绑”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夏尔戴高乐感觉自己不能不说话了。如果说加入“中华元经济区”，那是为了对抗英国与美国在盟军内部的同盟。他们在盟国集团之中，具有相对的领导地位。对于政客來说，这将影响未來的欧洲格局。但现在唐云扬提出的“松绑”问題，不仅仅影响是欧洲的格局，它甚至会影响未來整个世界。
“总统阁下，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华联邦会派遣魔鬼之旅，或者动用其他什么手段，在我的势力范围里做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