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过后的第三天，老屋的墙角根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青苔。
那种绿不是春天新叶的嫩绿，而是闷热潮湿天气里捂出来的暗绿，毛茸茸地贴在土坯墙和青石板交接的缝隙里，一脚踩上去滑溜溜的，像是踩在泡了水的肥皂上。
外婆早上端着脸盆从厨房出来，差点在井边摔了一跤，扶着枣树干骂了半天天气，说这雨下得不是时候——“要么不下，下完了还赖着不走，天天下潮气”。
确实，暴雨虽然只下了一天，但之后的天气一直没晴透。
每天早晨起来，山头都笼着一层灰白色的雾，太阳要挣扎到十点多才能从雾里钻出来，还没晒热地面，又被午后翻涌上来的云层吞回去。
空气里永远含着一股饱和的水汽，晾在院子的衣服两天都干不透，摸上去永远是潮潮的。
老屋里的木头家具全都在悄悄地发胀——堂屋的门框紧了一圈，每次开关都要用力撞一下才能合上；楼梯的木板踩上去比平时多了一层沉闷的吱呀声，像是木头纤维吸饱了水分后在互相挤压。
这种天气让人心烦。
舅舅的鼾声比平时更响——湿热空气让他的鼻子总是不通气，呼噜声里夹着哨子般的尖啸。
外公的风湿腿犯了，太师椅上多摞了两个旧棉垫，旱烟抽得比平时凶了一倍，堂屋里成天烟雾缭绕。
外婆嘴上不说，但晾不干的衣服让她每天都要对着天井发一阵呆。
陈茜茵倒是看上去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早晨帮外婆烧火做饭，上午在天井里洗衣服，中午帮着收拾碗筷，下午偶尔和婶子一起坐在堂屋里择菜聊天。
她的高领棉布衬衫穿了两天，把脖子遮得严严实实——那上面的吻痕在暴雨后的第二天早晨变成了一片深紫色，边缘泛着黄，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嘬过。
到了第三天，颜色终于开始转淡，从深紫色变成了褐红色，边缘逐渐模糊。
她在镜子前照了足足五分钟，用手指按了按那片痕迹，疼得倒吸了一口气，然后嘟囔了一句“你个小畜生”——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躺在床上的我听见。
“快消了。”我从床上坐起来，靠在床头看她对着镜子发愁。
“快消了？”她转过头来，手指戳着自己脖子上的痕迹，“这叫快消了？这颜色跟猪肝似的——你外婆昨天还问我脖子是不是被蚊子咬了，我说是，然后她塞给我一瓶风油精让我擦。风油精擦在这种东西上——你想疼死我？”她把风油精瓶子从床头柜上拿起来晃了晃，绿莹莹的液体在玻璃瓶里荡来荡去，“我没敢擦。”
“就说被玉米叶划的。暴雨那天你不是摔了两跤吗，正好。”
“玉米叶划不出圆的。”她把衣领往上拉了拉，然后叹了口气，“算了，反正再撑两天应该能褪完。这两天我继续穿高领，你婶子要是问，我就说脖子着凉了。”
她提到婶子的时候，语调里有一丝极其细微的变化——不是害怕，是警觉。
暴雨那天回来之后，婶子对她高领衬衫的那一眼，陈茜茵注意到了，也记住了。
那个女人看人的方式太奇怪了——不是盯着看，而是扫一眼就移开，但移开之后你会觉得她眼睛里还残留着那个画面，正在大脑里慢慢回放。
婶子王秀兰这三天里没什么特别的举动。
她照常早起，照常帮外婆烧火，照常和舅舅拌嘴——舅舅最近酒喝得少了些，因为外婆发了通脾气，说他“天天醉醺醺的像什么样子，你爸当年也没像你这样”。
婶子听了在旁边偷笑，然后被舅舅瞪了一眼，又板起脸假装在择菜。
她照常带表姐去镇上逛，照常和邻居家的媳妇们坐在院门口闲聊，照常在晚饭后看两集抗日剧然后打着哈欠上楼睡觉。
但如果你仔细看——真正仔细地看——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比如，她以前从来不会在陈茜茵弯腰的时候盯着她的领口看。
但现在她会。
在厨房里帮忙洗碗的时候，陈茜茵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筷子，高领衬衫的领子被重力往下拉了一下，露出脖子上那片褐红色的痕迹——就那么一瞬，不到一秒，但婶子的目光精准地落在了那个位置上，然后又在陈茜茵直起腰之前移开了。
比如，她以前从来不会主动提出帮陈茜茵洗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