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郑琰再在给一双儿女科普选官制度兼及世家发展史。
顾益纯是支持考试的，在代课期间非常和蔼地鼓励学生们认真学习。私下里亦与郑琰商议，名士们有旁听生和记名弟子，可不可以让顾宁和顾宽来旁听？顾宁、顾宽是已经有工作的人了，他担心会“坏了规矩”。
就算原本不能，老师发话了，那也得能啊！郑琰在编写校规的时候就有“插班生”等条款：“校规里原就有的，变通一下未尝不可，只是……与招考上来的，却是不太一样的。”
顾益纯道：“这却无妨。”
郑琰便着手修改校规，旁听可以，插班也可以，插班生要经过入学考试，入学后的要求与正规招生一样。旁听生必须经过额外的考试，如果旁听不能按时上课，修满学分，也只能拿个旁听毕业证。又制作旁听生进门的通行证若干，同时限定了旁听生的数量。顾家兄弟穿着新制的校服，在休息日里跑到崇道堂上课来了。
顾益纯还鼓动了他的侄孙们把孩子往崇道堂里送，动手更早的却是顾彝。顾彝嫁入邺侯家，亦育有子女，蒋睿虽然过继，与蒋卓还是亲兄弟，受亲哥哥影响，思想比较开放。顾彝又是亲近庆林大长公主与郑琰的人，对崇道堂的印象也不坏。双方家族都有人称赞，蒋睿说动邺侯，预备让长子到崇道堂当插班生。对此郑琰持欢迎态度，亲自主持了入学测试，给新生颁发了学校出入证。
第一次考试只因事态紧急，不得不通过。对于接下来的考试，很大一部分世家成员保持着非常不合作的态度，司州之事甚急，不能“误国”。现在虽然还缺着人，情况却大有缓和，众人也有心情磨牙了。
于是全国上下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诡异的情况：战争相关事宜还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也没人消极怠工。与此同时，许多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考试扯皮当中。
楚椿等坚持：“选材须以严，岂能以次充好？”
郑靖业难得不摆出一副好人相，歪着脸一副痞子样地问他：“如此司州缺员误事当如何？池脩之已经荐了数十人了，难道要让一州刺史举荐全州官员？”
难题在这儿摆着呢，这才是世家不得不妥协的客观原因。
好，考就考吧，你要怎么考呢？先前只查祖宗三代实在是太粗糙了，必须至少查到五代以上，还不能有犯罪的。这一条以郑靖业之彪悍，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接着，世家又就考试这件事情本身提出了诸多疑问。
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自有其必然，然而新生事物总是不完美的。铁了心想阻止的人，总能挑出错来。比如：怎么考？考什么内容？又要有什么样的考核标准？怎么杜绝作弊？怎么杜绝考官与阅卷官遁私舞弊？考题必然不能泄露，这要如何保证？
纵然是精明如郑靖业，有了许多招考相府工作人员的经验，也不能一一回答这些大规模考试的问题。
一套成熟的制度，可能需要数代人、许多年的摸索才能臻于完善。幸而郑琰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即使对于中古史上的科举制度不能详细了解，但是记忆下来的部分结合自己这些年来对于朝政和世情的了解，也能让她写出一份甚至比她爹的计划更完美的章程出来。
经过我大天朝数千年历史锤炼出来的考试制度，是你们能够找得出毛病的吗？
在又一次皇太后不得不参与的大型讨论会上，郑琰适时抛出了她的方案。由于本朝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户籍制度，资格的审核不算是个难题，同时要乡里作保，才能参加县里考试。郡考、州考、国考以此类推。
漏题问题也简单，目前考试的范围小，题目出自京中。考试前确定题目，封在匣中、贴封条，非到考试时间不许打开。命题人在开考前要不与任何考生交流，最好就住在大正宫前衙门里，隔离。县试一年一次，郡试两年一次，州试三年一次。
对于考试本身，当然是考生在独立的单间答卷，考试定在夏季，大家全穿单衣，想夹带都要再多费一点事。搜身确实尴尬，于是改为穿制式的白色单衣，踩着木屐。考生不需要携带除自己以外的任何物品入内，文具由政府统一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