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帝国的觉醒》构思阶段写的参考资料，数据大多引自黄仁宇大大的论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曾经在铁血历史区贴出。现在略加补充修改，以作为本文的背景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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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和节俭为上的保守思想
明代的社会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以传统农业为基调的局面
在国家财政税收上则表现为农业税的主体地位
驱逐了蒙古入侵者后，久经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
在战前的宋朝，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6000万贯
这样的财政收入在中国王朝史上也应该是登峰造极了
即使这其中含有通货膨胀因素
考虑到宋朝每年多达3500英吨的铜产量和5000英吨的铁产量
这样的财政收入相对于如此巨大的生产总值完全可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财政结算单位全部以贯来进行
换言之，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数目化管理”的雏形
而到了明代，多年的战『乱』加之『政府』管理不慎导致的宝钞信用破产
财政结算的方式反较之宋代大为落后
明代前期对金银严格管制，禁止民间流通
税收也以征收实物为主
当时田税的结算单位是石，
这是古代通用的谷物计量单位，明代一石约相当于今天的107.4市斤
无论白米和小麦，一律以此结算并在统计时进行简单相加
田税的交纳单位是亩，1亩＝240平方步＝6000平方尺
朱元璋曾经试图因地制宜地详细划分每亩田地的税额
但是纵观帝国上下，平均亩产从西北的不到半石到江南的超过4石，差距多达8倍
在无法精确管理的古代，模糊才是最好的原则
几乎在明朝建国初始，帝国的田税制度就差不多稳定了下来
通过低税收低开支的无为而治，令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在财政收入最高的永乐年间，帝国田税基本保持在3200－3300万石
可是鉴于永乐皇帝大规模远征蒙古，七下西洋，大修北京城这样的宏伟工程
我们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开支，以极低的代价作为额外徭役转嫁到了税户身上
成为了一笔不可考的隐『性』税收
永乐年间的重税使得民间不堪负荷
于是有了安南的背叛和江南富户拒绝缴税的事件
为了平息民间的怨气，后来的皇帝轻微的调整了税额
使之长期维持在2500－3000万石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明帝国超过10亿石的粮食总产量
国家平均税率只有不到三十分之一
而欧洲同期仅教会的“什一税”就是这个数目的三倍！
17世纪日本德川幕府的重税更高达逢二抽一！
然而，征收实粮不仅对官方而言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对民间，它更是及其沉重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