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李鸿章海防政策影响，大清从西洋购进了为数可观的蚊子船。除了南北洋从英国购入的龙、虎、霆、电、东、西、南、北等8只外，还有福建于1876年从美国买来的“福胜”、“建胜”，1879年山东委托李鸿章在英国订造的“镇中”、“镇边”。这期间共花费175万两以上的银子。
从外国购买了12只蚊子船，而这些船只能用于巡江。在不久后的中法战争中，实战证明蚊子船在把守海口的战斗中不堪一击。马江之战中，与比“扬武”排水量还小的“窝尔达号”（1，300吨）木壳轻巡洋舰对阵的“福胜”、“建胜”两蚊船，在极短时间内就沉没了。这是惨痛的血的教训。
1879年，在沈葆桢生命的最后一年，沈葆桢开会总结海防专款被抽拨挪用的经验教训，并针对李鸿章“弟所以徘徊四顾未敢力倡铁甲之议，一无巨款，一无真才也”的辩解之词进行了反驳。
沈葆桢说：“外洋定制物价，分期偿债，有百万以为权舆，似不甚窘。其余指款各省，咸知其不能不解，亦必踊跃。万一不敷，奏请部库暂借数时，亦必邀允。倘悬而无簿，人人虎视眈眈，欲留此百万金以备缓急之需，恐口众我寡，大大易易。”
应该说，沈葆桢的这些话对李鸿章颇有启发，为后来订购定、镇二舰指明了一条筹款的途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海防知识的逐步了解，李鸿章的思想也开始逐渐转变。
为了寻求补救，沈葆桢还奏准自光绪四年起从李鸿章手中分出南洋海防经费，并建议各省兵轮定期会『操』。但铁甲舰未能购得使沈葆桢抱憾终生。沈于病逝前夕，此衷难忘，弥留之际口授遗疏，倾吐肺腑之言：“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买铁甲船一事，至今无及矣。而恳恳之愚，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伏望皇太后圣断施行，早日定计，事机呼吸，迟则噬脐！”
就在沈葆桢去世的一年，李鸿章曾数次对购买铁甲舰一事动心，但却迟迟未买。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称：“所论铁甲船必须购置，头头是道，精凿不磨，深为敬佩。若能添购两号，纵不足以敌西洋，当可与日本角胜于海上。日意格寄到英厂铁甲图式、图说，如已译出，乞寄示一阅。”接着，李鸿章派李凤苞出洋“会商日意格察勘铁甲船”。
沈葆桢生前的影响加之其弥留之际口授遗疏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而最终令李鸿章下定决心购买铁甲舰的却是两位留学归来的年青人。
1879年7月，在英国留学、实习的刘步蟾、林泰曾二人结业回国。他俩回国之初即怀一腔热情向福建船政局呈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决心以所学知识报效祖国。
该略论不久后由船政提调吴仲翔转寄给李鸿章。当李鸿章看到略论内有“蚊船利于攻人，而无能自卫”，“若中炮子即有沉破之患”，“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守之妙”等话时，感到触目惊心。
李鸿章打算与刘步蟾逐一研讨略论中的各条、各图，并咨询海防政策，便写信给沈葆桢，议定刘步蟾不去南洋转而来北洋供职，林泰曾拨赴南洋备沈“就近顾问”。
刘步蟾到北洋后，李鸿章了解了不少有关海防的知识，知道了西洋新式大军舰均备有铁甲，分为洋面铁甲（即铁甲舰）、海口铁甲（即海防舰）、铁甲冲船（即装甲巡洋舰）等三种，终于明白蚊子船在海上毫无用途，即使守口也要用海口铁甲。
接下来，李鸿章再次征询的林泰曾意见。林泰曾看到“伯相”受刘步蟾的影响后对铁甲舰的认识有所转变，便答称“蚊船仅能守口，即快船兼碰船亦只能在洋面探贼、通信、为铁甲助势”，“无铁甲以为坐镇，无快船以为迎敌，专侍蚊船，一击不中，束手受困，是直孤注而已”。
“能与铁甲船敌者惟铁甲船，能与巡海快船敌者惟快船。西国设置水军皆权衡邻邦力量，必与之势均力敌，故邻有铁甲我不可无，今日本既有铁甲二艘，大清独无岂能与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