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话永远不会过时。盲流是当今中国受压迫最深的阶层，他们到处流浪找工作糊口，还要把赚来的钱寄回农村。虽然我对盲流有研究，但是我是退休以后到广州才第一次接触到具体的盲流，直到你上次让我关心盲流，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盲流。这点真该谢谢你，文峰。我们党是靠发展农民运动起来推翻国民党的，毛泽东当时就是个农民领袖。但当我们推翻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后，在我们当时的农民运动领袖都进城成了城市人后，他们忘记了农民的苦难。当然毛泽东同志没有忘记，他知道在中国只有农民可以起来再次推翻共产党，所以我们党制定农村政策时，都想方设法把农民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让他们无法到处流动，到处串连。结果大跃进时，饿死的两千多万人几乎全部是农民，可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反抗，因为他们被分隔在不同的村庄，根本不知道一百里外发生了什么。当他们要饿死时，他们最多怨恨自己生错了地方，或者怨恨自己生为农民。根本想不到全中国的农民都在受苦。过去多少年，我们就是靠农村户口这种严重违反宪法的手法把农民钉在自己的土地上，倒也相安无事。”
老人眼睛里透露出悲伤。
“可是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个新阶层：盲流。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同时发现：与农村相比，这里仿佛是天堂。而且他们还渐渐发现，原来在城市帮人家通厕所，捡人家的残羹剩饭吃，都比农村的生活要好很多，于是大量盲流涌入城市。当初国家领导人担心这些盲流涌入城市后会造成治安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担心是多余的。这些盲流和那些仍然在农村的农民具有同样的品质，这种‘品质’一方面是长期受压迫所形成，另外一方面则是天生的，他们老实巴交而且听天由命。他们干活勤快，但并不积极思考问题。长此以往，连你也认为他们像机器人一样，不会思考了。
“可是，文峰，自从公安部门开始担心盲流造成社会治安隐患的同时，国家安全部门就开始担心盲流带出的国家安全隐患。这一两亿人口都是以青壮年为主，他们居无定所，有些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虽然天性老实，可是他们已经离开了那块把他们培养成老实人的土地，现在他们每天看到的是高楼大厦，听到的是人间不平事，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久而久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预测的。八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毛泽东只身离开了农村来到北京，委屈地寄身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受尽白眼和不公。后来他带领农民把中国翻了个底朝天……”
杨文峰惊奇地发现，老人没有疲倦地昏迷过去，而且还一定要把话说完的样子。
“文峰，这些事你再去想一想，我们还是回到主题。刚刚你的分析都对，但你把结果想得太简单。现在的盲流之所以老实，还在于没有人挑拨煽动他们，当然就算有什么人想去发动他们造反，也不那么容易。这些盲流根本没有组织，而且像难民一样东奔西跑。可是如果台湾当局要做，就很容易了，他们不但有大量的厂商雇佣盲流，而且可以使用其他的手段例如传销网拉拢他们。等到时机成熟，可以突然解雇他们，煽动他们反对政府，或者突然通过传销网传递误导的信息，引导他们造反。这些盲流的数量本来已经巨大，可是他们还在考虑使用心理战，在危急时刻，让长江流域的农村人口逃难到广东……”
杨文峰怔怔地听着，大口大口的喘气，后来他自己的喘气竟然盖住了房间呼吸器和心脏辅助器的声音。
在这个四面白色的小房间里，他听到了世界上最奇特的推理：台湾正利用广东地区的盲流们对社会不公和受到的残酷剥削的不满，挑动他们反抗暴动和起义！
他宁肯相信这是一辈子都生活在真真假假的情报世界的周玉书老人的临终幻想；因为他听这个故事时感觉怪怪的，仿佛少了什么环节，却又说不出到底少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