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乡绅来说，既然当权者不仅不会赞美我的善心，还会因为我的善心质疑我，让我不得安身。相反如果我跟着别人一起烂，我还能收获土地和佃户，那么我又凭什么作出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所以在明国古代王朝往往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君主出钱出粮想要救济灾民，结果下面的执行官却将其中的大部分扣入自己的腰包，真正能到灾民手中十不存一。
而底层受灾的百姓，那些有着土地的自耕农，生活的还不如签了卖身契的佃农、仆役，人家好歹有口稀粥喝。
可是自耕农有啥？平时的产出大部分交了赋税，一年到头买不起一斤肉食，受了灾情想要向朝廷讨口饭吃，可是朝廷只还把你当乱民看待。
这样的情况在日本稍有好转，毕竟作为朝廷的朝廷没有实权，公卿家自己都吃不饱呢，哪有钱给你买布粥吃食。
好在日本的土地都在所谓“名主”的武家大地主手中，土地上的百姓本就是自己的财产，是自己的兵力来源，是自己于他人争战的关键。
很多大名在实行分国法后，给予了自己家臣武士更多的权利，同时也把自己的责任下派下去。下级武士不仅要代主公承担治理的权利，还要承担主公的军役责任。
而完不成军役账标准的结果就是本领改易，所以日本战国的武士对于自己的领地尤为看重，一旦遇到灾情根本不需要上级主君出力，这些有领地的武士往往会自己先行开始救济自己领内的灾民。
我们不在这里争辩政治体制的优劣，纵使日本体制在救灾之时不似古代明国一般无能，但是他们也仅仅是把地上的百姓视同自己私有财产一般，并没有高尚多少。
而且不论明国、日本或是近代的欧美，在实行救灾之时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给百姓一种过过度的依靠感。
久而久之这种依靠感变成依赖，一旦遇到了灾情就由朝廷买单，百姓们啥也不做，直接摆烂就躺在城下等着派粮，等挨过了这年才算来年有了光景。
这样的行为无疑会造成劳动力的浪费，花出去的钱并不能创造价值，就好似扔到了水坑中一般见不到影。
就好似我国的扶贫项目，为什么过去扶贫扶了30年都没有扶起来，可是最近10年却大跃进一般全国大范围脱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朝廷扶贫观念的转变。
过去的扶贫往往是朝廷给物资、给钱、给粮、给造房子，可是那些贫困户来年又有几个改善了的那？
从05年开始，我国政策发生改变，开始以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扶贫。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由朝廷出资办场，办农园，让凭困户过来上班，由朝廷搞定分销渠道；亦或是在当地投资基础建设项目，而基建所需的农民工都需要在当地招人等等。
这样一来，久而久之百姓养成自己动手赚取的习惯，即便灾情过后，依然会先办法去别处用自己的劳动力赚取报仇，实现真正的授人以渔。
其实早在明国汉初之时，萧何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才会在刘邦想要修养生息之时，主动提议营建宫室。
因为他知道经历战乱之后的百姓正是民力最便宜的时候，同时百姓家中没有工具和粮食，即便想要百姓休养生息也难以钱生钱出来。
相反可以让百姓为国家打工，由国家提供温饱的同时，从国家赚取启动资金，让资金在基建中轮转起来，这样国家的经济才能真正开动起来。
可惜后世当权者仅仅看到了表面，甚至还会因为萧何消费本就不富裕的灾民而对他的政策大家驳斥，好似只有发钱送粮和讲几句空口白话才是真正的仁义一般。
秀家虽然拿萧何的例子作为讲解，并所处了一番解释，但是他不指望秀吉能真正明白其中的经济学奥秘，哪怕他只要记得此时的灾民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力都是不小的进步。
翻到是秀长若有所思的皱了皱眉头，似乎在思考秀家所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
最终在俩人探讨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由秀吉确认，先行在北近江、美浓和北陆实施此策，北陆地方由秀长负责，北近江与美浓地方则交给秀家负责。
反正九州征伐的事情就此押后，秀家和秀长也就空了下来，索性就往东国去处理此事看看成效罢了。
只是临走之时秀吉对着秀家说道“山城以西大名，除了毛利家意外，就属你宇喜多家势力最大，春耕之后宇喜多家动员当承担主力，以每万石150人标准动员1万5000人参阵。
但是你既然身负江、浓俩国理政事务，出阵之事就有家中家老代为出阵，你待秋收后与主力一道前往九州即可。
既然从大坂筹集物资还需要一些时日，我便允许你先行返回冈山商议出阵事宜，此去速去速回，当在开春之前返回大坂，不得耽误。”
“哈衣，孩儿领命。”
话题本该至此结束，但是秀吉想了想又对秀家说的“你此次带去北陆的两只备队，索性就不要回去了，先行前往美浓镇压宵小。而且如果骏河信浓有所变动，也好对于义丸有个照应，这只军势包含在动员之内。”
秀吉最后一句话，很明显是出于对秀贞的不放心，想要让秀家就近有个照应。
毕竟秀贞身处东国，如果自大坂运兵黄花菜都凉了。而且东国缺少一个威望足够坐镇之人，但是秀家毕竟是西国大名，没有统领东国大名的权利。
再加上东国刚刚受灾，即便想要动员都有心无力，索性就让秀家从本领西国动兵。名义上是前往近江、美浓镇压宵小，实际上是作为一只快反部队，当秀贞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作为他的后备力量以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