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就有年初时他们死活不同意实施的，以商业执照来规定经商的范围，大额交易必须通过银行进行转移支付，以开业本金来区分有限责任商号和无限责任商号等。
年初时这些商人们认为，这些条款限制了商人的买卖自由，违背了财不露白的古训，放在银行中的钱财还有可能被朝廷强制征税。
不过到了今天，他们又觉得也许可以借用这些条款吓走一些竞争对手，或是给某些行业设立一道门槛，减少商业上的竞争。
虽然恢复过去税关的建议因为大多数人反对而作罢，但是大多数商人都认为，应当适当的收取车船使用税，以作为维护运河、道路的维修资金，并且应当加强对于商品征税情况的监督，避免某些非法商人通过偷税漏税打击了正当商人的权益。
这些商人们说的非法商人显然不是那些走小路的小走私商人，而是接受官员庇护不纳税或是少纳税的商人。
对于这些要求，崇祯自然是不会反对的。他在会议上还大力夸赞这些商人代表们，为大明商人做出了正确的表率。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崇祯还授予了34名商人一枚勋章，以表彰他们在过去一年里为陕西灾民和浙江灾民捐款捐物，挽救了不少灾民生命的贡
献。
该勋章以珐琅材质烧制而成，宝蓝色的勋章上面有仁善之风四字。这名勋章除了作为表彰这些商人的善行之外，崇祯还宣布获得授勋的商人除了见官不拜等政治上的权力之外，还有直接向自己上书进言的权力。
34名商人中，大约在场的商人代表得到了12枚，还有22枚则是颁发给了地方上的商人。获得勋章的12名商人代表自然是欣喜若狂，没有得到勋章的商人代表也颇感振奋，他们似乎找到了，除了赚钱之外的奋斗目标。
当然商人代表们带给崇祯的也不仅仅是好处，同样有着令他感到头疼的事情。南方布商们一致认为，应当限制机器在棉纺织业上的广泛使用，他们认为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会夺去南方百姓赖以谋生的产业。
另外许多内陆省份的商人，在见到了大明时报长篇累牍的对海外贸易利润的描述之后，同样****的想要投身于海外贸易中去。
但是这些商人一来没有门路，二来对于海外的状况一无所知，三来现在的造船业都掌握在几家海商集团的手中，在开发海禁之后，为自己造船都来不及，那里肯替这些内陆的商人们造船和自己竞争。
对于限制机器使用的建议，朱由检自然是不会认可的，不过为了安抚这些南方势力雄厚的布商，他还是稍稍作出了一些让步。
比如约定在上海建立一个棉布市场，三年内在长江以南地区销售的京城标布价格，由江南布商和京城布商协议决定，每年各类布匹的降价幅度不得超过上年的3%。而以今年京城标布在江南销售的数量为基准，每年销售增长的幅度不超过25%。
由于今年在江南销售的标布还不到1万匹，因此一干商人代表都表示愿意接受。
不过朱由检很快就告诫这些商人，这些保护条款只以三年为限，三年之后朝廷就不会再干涉布匹的自由贸易。
因此江南各地的纺织业应当尽快引进京城的各种纺织机器，并同京城的纺织商人商议出一个生产标准来，好统一定价销售，避免彼此之间再度发生不愉快的冲突。
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期望，但是能够得到3年的缓冲期，还是让这些商人们松了一口气。虽然有些人还指望着，三年之后再三年，不过一些人已经打算这次回去要带上一些纺织机器和技工了。
而对于不少商人渴望参与海外贸易的请求，朱由检表示朝廷一定会想办法，协助各省商人参加海外贸易。
不过有鉴于现在大明船只数量不足，熟悉航路的船长和水手也不充分，再加上大多数人对于海外的形势一无所知，如果贸然投入到海外贸易中去，显然会赔的血本无归。
因此他建议各省商人先建立一家海外贸易运营公司，负责本省的进出口贸易，一来可以集中资本，减少无谓的竞争；二来也能集中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皇帝的这个提议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而更让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个进出口公司只负责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贸易销售，对于中间的海运事务则不必再自行操持。
如此一来，正好避开了这些商人们不熟悉航海事务的缺陷，可以专心于同海外商人打交道。不必负担船只和船员的给养费用，无疑能够大大的减少海外贸易的成本。
毕竟在这个时代，想要进行海外贸易就要有一条船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但是除了东印度公司这种以国家力量作为后盾的商业集团，普通私商既没有这个资本养得起庞大的商船贸易网络，也没有这么多商品满足终端市场的需求。
（本章完）(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