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主要的，还是想要知道皇帝对于徽商们许诺了什么。然而，以往消息灵通的晋商们，这次却无法打探到确实的消息。即便是一向和山西商人共同进退的陕西商人们，这次也对他们的打探默而不语。
无计可施的晋商们，只能等待三日后重新召开的商人代表全体大会，从大会上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情报。
朱由检巡视了晋商的代表分会场，但是却没有听到任何一位代表的名字，是同他记忆中的满清八大皇商相附的，他也就把一点小心思给抛在脑后了。
崇祯搞定了半个大明的商人代表，却不料他自己认为十拿九稳的北直隶商人代表们，对他的决定反而闹起意见来了。
这些北直隶商人代表们，事实上都是四海商行的股东。他们对于皇帝要改革征收商税的方案，虽然有些肉疼但是也接受了。
毕竟大部分的商税，会首先用来建设京畿地区的水利和工矿业，而通过这些京畿的工人们，最终金钱还是要流入到四海商行之内。
短期内，四海商行的利润受到了一定损失，但是消费人群的增加，却能带给四海商行更多的收益。
因此在远期收益的**下，他们认可了皇帝征收商税的改革方案。
但是皇帝现在要把四海商行内的货币兑换业务剥离出来，交给徽商成立什么中央银行，
这顿时让这些商人们接受不了了。
这些四海商行的股东们，原本认为拿着足额成色的银两去兑换自己印刷的纸币，不会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
按照他们的认知，拿到纸币的人，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兑换成白银，以避免财产遭受损失。
纸币刚开始发行的时候，也的确是如此。虽然京城各个坊区都设置了货币兑换点，但是人们还是迫不及待的拿到纸币就换回成色十足的白银，唯恐落后了会兑换到成色不足的白银。
但是一个多月之后，四海商行的各个货币兑换点前，换纸币的人就多过了换银两的人。
出现了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朝廷下诏，南京和北京的太仓银实施了统一管理，两地都能拿纸币兑换到足额的白银。
京城的商人们，大多是从南方贩运货物到北方发卖，然后从北方带着银两返回南方去。
这种远距离的银两运输，始终存在着极大的风险。毕竟现在的大明，可不是什么承平之治的年代。
但是如果拿着纸币带回南京兑换成白银，虽然损失了一些损失费用，但是相比起长途运输银两的费用，简直是微不足道。而纸币的容易携带，对于商人们来说更是一个出色的优点。
除了这些商人之外，京城的百姓们开始接受纸币是另一个原因。京城钱法，每六百金背钱兑换一两白银，但是市面上更多的是品相不好的铜钱或是分量不足的私铸钱。
以往京城百姓收到了劣钱，自然会藏起好钱，先把劣钱花出去。而纸币出现之后，京城百姓自然是先把纸币花出去，把铜钱留着。
单是当京城百姓们发现，纸币并没有如同他们想象的一样，变成不值钱的宝钞，反而能够在四海商行随时花出去，且币值一直很稳定后。
京城百姓们自然就转变了思路，留
下纸币，抛出和白银比例不断变化的铜钱。事实上，在京城之中商铺的商人们，开始欢迎用纸币付账，而排斥铜钱。
京城之中，从原来的白银-铜钱货币体系，开始慢慢转变成白银-纸币体系，铜钱的使用量开始慢慢下滑。
而不管是从商人手中兑换银两的手续费用，还是这些京城百姓因为保有纸币，成为了四海商行的忠实顾客。都带给了四海商行意想不到的额外收益。
四海商行的某些股东们，甚至已经开始互相串联起来，希望在下次董事会上向皇帝提出，把发行纸币的权力交付给四海商行，以让四海商行获得更为快速的发展。
朱由检收到了这些情报之后，并没有轻视，而主动召集了四海商行的股东们，向他们解释自己为何要把货币兑换的业务剥离出来，交给徽商们经营的原因。
“…诸位应当知道，货币兑换业务的重点，不在于印制难以作假的纸币。而在于足够的资本，和能够负责货币兑换业务的人手。
而想要让货币兑换业务获得较高的收益，那么就需要在大明各地建立足够多的兑换点，甚至于在大明之外设立兑换业务，这显然是一个前期投入非常大的工程。
此外光光是培训合格的货币兑换从业人员，具备基本的读、写、算能力的人员，我们现在也只能满足京畿地区开设的货币兑换点而已。
再说了，虽然朕和各位出资建立了四海商行，但是货币兑换业务的资本，可是朕动用了内库的存银作为发行纸币的本钱，各位可没有出过钱。”
为三大殿提供木材，从而意外的成为四海商行股东的徽州木商王本仁下意识的说道：“陛下，我们也愿意为货币兑换业务出资啊。这从业人员只要培训上几年也就有了，这么大一盘生意，何必让给那些徽州朝奉。”
（本章完）(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