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间脏旧的破屋里，姑父跟他的兄弟们商议后决定，停棺三天，一切从简。屋子的入口太曲折，为了方便祭拜，我们合力把临街那面墙，砸出一个门洞。冰棺也运来了，脏兮兮的，花纹俗气得瘆人，塑料盖子满是划痕。我们把姑姑放进去，用被子盖住头脚。忙完这些，已是深夜，姑父张罗去吃饭，大家都推辞，他很执拗地不愿让人走。所有人都觉得姑父很不容易，从姑姑生病至今，他端饭擦屎，寸步不离，面对姑姑的暴躁总能以柔化刚。数不清多少次，他在夜里把犯病的姑姑扛到车上，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停棺的第二天，灵堂的房顶安置了喇叭，两个低矮破旧的气柱蔫巴巴地立在门口，供桌上的遗照微微褪色，慈善地看着供盘里憔悴的果品。冰棺前放了几块青砖，夹着根白色蜡烛当长明灯，火盆焦黑，冒着呛人的白烟，两旁是叫不上名字的亲戚。我们之间已极少来往，红白事是见面的唯一理由。
灵堂周边人来人往，男人们坐在后院抽烟忙活，女人们站在街边说笑，等到说累了，就走到遗像前，收住笑容，蹲下来捂脸假装哭号，抬起脸时又一副开心模样。棺材两边的孝子也是如此，一听见外面的鞭炮响，就在焦黑的火盆里面烧几张纸，众人跪伏身子，哭号两声。双方都被既定的礼节所驱使，敷衍的态度使葬礼成了拙劣闹剧，大家都在演戏，而观众只有一位，就是躺在冰棺里的姑姑。
吃饭的地方在灵堂外的街边，一张方桌配四条长凳，从食堂打包的凉菜和熟食到了，帮忙的妇女扯开塑料袋，下手把菜抓到盘子里。一瓶瓶啤酒和劣质白酒被打开，喧闹声和酒肉的气味一混合，人群更自在了。
一些乡亲用过酒肉，走了一半，剩下的仍围在周边聊天抽烟，不多时，也渐渐都走光了。哀乐停息，路灯也灭了，灵堂里只剩下自家亲戚，在互相劝慰下也纷纷离开。表哥睡在冰棺旁的被子上，嫂子和侄女睡在躺椅上，姑父带着侄子睡在**。后院仍有人在喝酒，一直喝到深夜，姑父的兄弟跟一个同族弟兄吵了起来。
姑父和表哥去劝架，众人一劝，醉酒的人吵得更凶狠，几乎要动起手来。村子里的男人想要得到快乐，最便利的途径就是喝酒，而代价是失去理智。葬礼上的酒是我另一个表哥负责买的，他对我说：“现在村儿里人喝的都是68°的，根本不用买什么好酒，七十块钱一箱的就行，既实惠又得劲！”
这一切流俗，令我胸口发闷。二〇一六年的冬天，我从北京失意而归，熟人见面会问怎么回来了，我说想歇歇，他们就感慨外面不好混，只有表哥不会这么问。他频繁地约我出来，我们在一起不交心，也不喝酒，只是玩，打网游、看电影、吃饭，就连路边的飞镖扎气球都能兴致勃勃地玩半个小时。在游戏和香烟的补给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都在逃避。直到他打电话跟我借钱，说是去洗浴中心叫鸡，时间到了也没弄出来，又叫了一个，言语中有悔意也有自得。从那之后我跟他较少联系了。后来再见到，他总是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该干什么。
那段时间，我对于表哥来说也许是一块石头，不发光，不发热，存在的意义只限于存在，让他在短暂的忘却中能更踏实些；而对我来说，他是一块悬崖边的警示牌，警示自己不要像他那样陷进去。
等表哥的孩子上了幼儿园，他又结婚了，新表嫂带了个很可爱的女孩。他不再玩失踪，比以前稳重了些。有人调侃说“你现在压力可大呀”，他就嘿嘿地笑。偶尔碰上姑姑身体稍好时，一家人看起来还挺和谐的。表哥现在的工作是在超市搬运货物，什么时候有活什么时候走，一箱货几毛钱，现干现结。他想挣钱，听人介绍，花了两万多从上海进了批饮料，县城的人都没见过这个牌子，价格也高，一下子砸手里了，堆得满屋子都是。这成了姑姑持续发脾气的由头。母亲心软，就带着我帮他卖一些，有次去姑姑家里拉货，家里只有她和小侄子，姑姑走路都费劲，就让小侄子把饮料一箱箱地推到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