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四章票号
正统十三年十月。
山东各地的豪强、士绅、大户人家，甚至是与玉山镇关系不错的官吏都先后接到了一份请帖，兖州府民团练总刘君韬邀请众人前往玉山镇做客，说是有一件用银子生银子的大生意，想要与众人一起来做。
至于刘君韬对众人所说的是什么生意，此时唐宇已经十分清楚了，其实就是后世所说的票号！
票号的前身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但具体票号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根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一书中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当年李自成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之后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也有人认为:“山西票号在满清康熙年间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何义门先生集》中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而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
这些情况刘君韬都是知道的，但是刘君韬确实认为，会票(汇票)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
当年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
所谓“飞钱“，乃是异地取银钱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时间约在唐宪宗时。当时商业发达，钱币携带不便，加之钱币缺乏，各地方又禁钱出境，各地在京师的商人，便将售货所得之钱，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交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由机关、商号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往在各道有关机关、商号。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对票券取钱，此种票券即称“飞钱“。
如今，刘君韬设定的票号营业内容和范围，主要是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
关于汇兑有以下五种情况:一、迟票。除以兑期另加汇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递加。二、兑条。手续于定汇之后，立一对条，齐中剪为二纸，汇款者持上半页，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交条付银，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三、信汇。各凭各信，字号对字号，下付人堂名，须得保付给，汇水随行市。四、汇票。凭票给付，汇水随行市。五、电汇。如用明电，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错则退款，如系各家之密电，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
而关于存款，又分往来存款及定期存款二种，前者系商家浮存，随市面之疲快，临时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较市面利率略小;后者则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须立一借据。
关于放款，又分信用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种。前者放放款时须立一字据，也有随市面习惯办理者。其日利随市面而定，活期者较小;后者抵押货物，须订立合同，执其凭单，押品如系不动产，则须执其红契，并立字据，由承保者垫还。
按照刘君韬的设想，先用存银支付利息的优惠和玉山镇良好的信誉作为引子，将山东各地豪强、士绅、官吏的银子汇集起来，之后便开始以商部散步在各地的铺面为支撑，在整个山东大建票号，至少每个县都要有一家票号，尽快建立票号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