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杨方伟的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很快，杨瘸子给他买了一台游戏机，那可是最高级的玩意儿，连上电视，插一张卡，就能用手柄操纵比尔·雷泽，在二维画面里冒险。所有的男孩子都被它吸引，聚集在杨方伟家里。杨方伟固定用一个手柄，另一个给其他人轮流玩，轮不上的就算是看也看得津津有味。
孩子们都兴致勃勃，只有我和唐露非常失落，《哆啦A梦》的VCD光碟被杨方伟退了，换成了一张张游戏卡。我们站在一屋子围观打游戏的孩子们的身后，看了一会儿，默默转身走了。
我往家走，唐露跟在我身后，但直到过了她家，她还是跟着我。“你怎么不回去呢？”我问她。
她指指自己的家，低声说：“我爸爸……”
我于是明白，长长地叹了口气。
四周起了风，吹起她的刘海儿。我们站在风中。那一个下午，天气有些阴郁，我和她都无处可去。
回忆把我推进了睡梦中，醒过来时，天已经大亮。故乡的冬天特别阴冷，没有暖气，我缩在被子里不愿意起来。但母亲过来叫了我几次，只能挣扎起床。
春节将近，家里要办年货了，往常本是父亲搭别人的机动三轮车去镇上买，但他年纪已大，腿脚不好，爬上三轮车后车架时脚滑了几下。我上前拦住了他，说：“我去吧。”
父亲没说什么，进屋给我找了件棉衣。“风大，车开的时候，要裹住脑袋和手。”他叮嘱我说。
这棉衣又破又旧，我拿在手里都有点嫌弃，不愿意裹住手。但三轮车一开，冷风就瞬间变成了刀子，划过我身上每一处**的皮肤。我连忙把羽绒服的帽子戴上，转过身，背对风口，同时裹住了手。
三轮车在崎岖坎坷的乡间路上行驶，掠过路两旁枯瘦的小杨树，枝丫孤零零的，在冷风中晃啊晃。冬日的村庄，全被一种“灰”笼罩了—灰色的天，灰色的田野，灰色的道路和人家，仿佛所有鲜活的色彩，全都在这个萧索的季节里褪色了。
村里离镇上远，办年货不易，通常都是一辆三轮车载好几家的人过去，每家收十块钱路费。我所在的这辆三轮车，在村里七拐八弯，又接了四五个人上来，都蹲在车架上。
其中一个年轻人我觉得眼熟，正思索着，他先开口了：“胡舟？”
这张脸迅速跟记忆里那个意气飞扬的孩子王重合了。我笑了笑：“杨方伟，好久不见了。”
“是啊，好多年了。小学毕业以后就没见过吧。”
的确，自从小学毕业，我跟姨妈去了山西，从此确实没有联系过。但他说得也不对，我回来过一次，村子毕竟这么小，还是见过的，只是我跟他关系有些尴尬，远远见到对方，都不会打招呼。现在，我们都缩在一辆顶着寒风前行的三轮车后架上，都缩手缩脚，不说话尴尬，开了口却不知如何往下继续。
耳边呼啸着冷风，沉默了几分钟后，我问：“对了，你现在在哪工作？”
“本来是在重庆当老师，但是当老师吧，”他咧开嘴笑了笑，嘴唇被冻得苍白，因此让他的笑容显得有些苦涩，“挣不到钱，所以年后应该不回去了。”
“那你要去哪里？”
“准备过年了去深圳看看，找份工作吧。”
“深圳压力会很大吧。”
他看了我一眼：“哪里压力不大呢？”
我点点头：“是啊，哪里压力都大。”
“不过跟你不能比啊！”他又笑了笑，“听人说你在北京，做……是做动画片吗？”
我做的其实是漫画，刚想解释，但觉得没有必要，点点头。
“我老婆也快生了，有了孩子就更要钱，我爸的酒厂欠了一屁股债……”他缩了缩肩膀，身子缩成小小的一团，“听你爸说，你一个月一万多呢，顶我四五个月工资。你看，你是过日子，我是熬日子。你是文化人，你说对不对？”
“谁不是熬呢？我过得也很不好。”
但我这句话他显然不太信。他笑了笑，就没话说了。
接下来，我们一直沉默着。三轮车在冷风中呼啸，许多枯树从我们身旁掠退。四周逐渐由零星的房屋变成街道，人越来越多，摆满了货物的店铺一个挨着一个，看不到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