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的光扫开黑暗，照亮了墙角的一个木箱子，上面有些尘土。我想起睡前母亲说，她把我儿时的玩意儿都收在里面了，于是起了兴致，掀开箱盖。
里面的东西少得令人失望—没有玩具，没有记录点滴的笔记本，没有书信，只有几本小学时的课本，还有一个造型奇特的物件，顶部是浑圆的金属，下部是方形晶体，中间无缝接合。可能是小时候捡的废品吧，但我拿着它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它是如何来的了，便丢在一边。我接着翻了翻，兴味索然，刚要关上，突然看到课本底下压着几张光碟，上面有看起来很淡但依稀看得出的清秀字迹，是“哆啦A梦”。
长夜漫漫，恰好我带回来的笔记本电脑有内置光驱，我索性拿出电脑，接上电源，把这几张碟片擦干净，放进了光驱中。
“每天过的都一样，偶尔会突发奇想，只要有了哆啦A梦，欢笑就无限延长……”熟悉的旋律在这间小小的、冷清的屋子里响起，我吓了一跳，连忙调低声音。屏幕上的画面很模糊，噪点密密麻麻，偶尔还出现因碟面磨损导致的蓝色条纹。
机器猫张开了嘴，舌头上坐着另一只机器猫，它也张开了嘴，里面还有一只机器猫……
我偎在床头，电脑放在被子上，看着大雄和机器猫在久远的画面里蹦来蹦去，而静香，这个漂亮的女孩也加入了他们的冒险。碟片容量小，一张碟只有五集，三十多分钟。看完后，光驱停止转动，画面满是蓝色，我一直浑浑噩噩的脑袋却在此时清冷的空气里清醒起来。
“哆啦A梦，哆啦A梦，哆啦A梦。”
这四个音节，如同咒语，一经念起，脑子里满是涌现出的回忆。
在能够看到《哆啦A梦》之前，我的童年乏味而无趣。
在很多人的回忆里，尤其是关于乡村的回忆，童年都是充满了乐趣的—他们无忧无虑，晃晃****地穿过盛夏炙热的阳光，在湖边钓龙虾，在门前打弹珠，在河里游泳……他们一边回忆一边微笑。但在当时，没有一个孩子是真正享受这种生活的，童年缓慢得就像一只烈日暴晒下的蜗牛，永远到不了夏天的尽头。他们都希望快快长大，逃离黏稠的童年，一如如今他们希望逃离空乏的现状。
尤其是我。
我从小就不合群。上树下河，偷瓜钓虾，这些我都不喜欢。别的男孩子在操场上拿着竹竿，喊打喊杀互相追逐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游**在田野间，有时穿过金黄的油菜花地，有时拂过一朵朵雪白的棉花，有时涉过被风吹得麦涛滚滚的稻田。
我经常走着走着就遇到了在田里干活儿的父母，他们对我这种漫无目的的、阴气森森的游**感到忧虑，呵斥我回家去找邻居小孩们玩。我答应了，却走得更远。
这种游**一直到村子西边的杨方伟家买了VCD放映机为止。杨方伟的爸爸杨瘸子是开酒厂的，在白酒里兑了水卖给村里人，挣了钱，就给儿子买了这个。而那时，村里有电视机的都是少数，即使有，也都是右上方有两个旋钮的那种老式电视机，加上信号不好，只能收到几个地方台。但杨方伟家里则是VCD配上大彩电，加上偶尔从镇上租的电影碟片，一下子成了村里最时髦的存在。
每个傍晚，附近老老少少都来到杨方伟家的院子里，大声喊着要看电影。杨瘸子开始没理，但人们的精力是充足的，一直喊到半夜，他连跟媳妇亲热都不成。没办法，他只能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彩电和VCD搬出来，接好线，放上一部电影。
院子里挤满了人，自带椅子或板凳，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屏幕。人一挤就热，蚊子又多，但人们硬是一直忍到电影播完才散开。
杨瘸子每个星期天去镇上送酒，也就顺便换下一批碟片，因此每个星期天大家都知道有新电影看，人来得最多。但有一次，他把杨方伟带过去了，杨方伟在租碟店里转了半天，看到店里有新货，选了十张封面上印有圆头圆脑机器猫的。
那个星期天，人们都来了，但是画面里蹦出的不再是熟悉的少林寺众僧，而是色彩鲜艳的动画，他们都抱怨起来，说：“老杨，你怎么租的这个碟，动画片不好看，换换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