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澈这才严肃的表示，自己可以试一试，他希望今天跟赵泽勇的谈话，会是一个承诺，并且要了赵泽勇的信物，当自己日后拿出这信物的时候，希望赵泽勇能想起今天的承诺来。
张澈还特意管赵泽勇要了一个筹备立宪专员的名号，开始认真组织立宪去了。
在云南各县都发出通告，要求派代表前来，当然这代表可能是各县县长派来的亲信，似乎不符合法律的精神，但是这不重要，此时还没有详细的法律呢，民国后就只有一个临时约法以及北洋的约法算是行使着权力，可也被屡次忽略，重要的是把立法的台子搭起来。不但请云南各地派代表，连广西都请了，因为这次的宪法将涵盖广西，会划定各省的权力范围。
当然在制度上立宪形势有瑕疵，甚至比不上当年孙中山搞临时约法时来的符合程序，但是作为精深政治学的张澈，对于这些形势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赵泽勇感觉的没错，这两年张澈确实成了一个大才。
当那次闹剧一样的选举过后，张澈下狠心回到了美国，在教授的推荐下开始学习政治社会学，他到了美国后，接触了这种研究政治也社会的学问，立马就沉浸其中。当然为此张澈也没少下苦功，利用各种课余，假期，还有外出做实验的机会，他遍访美国各地，在各个政府部门中参观实习还有考察，几年时间总结出了一份美国政治报告，在美国各大报纸连载，还为他得到了两千美金的稿费。
最后还研究了各个后起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德国、日本甚至现在的苏联。张澈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些国家都对法律非常重视，苏联还看不出来，但是德国和日本对私权的保护都极为重视，保护个人权利这是一切社会基础能够得以成功建立的基础。
而且还把这些国家的奋进跟中国的努力做了些对比，洋务运动对明治维新，戊戌变法对明治维新，得出了很多结论。最后发现，日本人喜欢从小处着手，之后才往根本的地方发展。先是实实在在的发展实业，发展教育，发展法律，到最后才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的政治制度问题，这些年尤其是一战后，日本国内的宪政、内阁等制度才开始出现强烈的改革呼声。
反观中国，前清就不用说了，到了民国却始终在战乱中挣扎，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进行社会改革，但是最重要的是张澈看到没人想为此做出努力。但是当他看到了赵泽勇，看到他在云南改良交通，极力发展教育，他似乎看到了能够追赶日本的机会。这才有了信心，走访各地，规划发展计划。
今天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制宪、立法，等迈过这一步后，张澈有信心，会把后面的细枝末节做好。
而赵泽勇呢，则是非常高兴，张澈能成长成这么一个成熟稳重的人物本来就让自己很惊讶了，没想到对事物的见解已经深入到了这种地步，更是让自己欣喜莫名。所以拉着张澈连续谈了三天，当然其中有惊异，有启发，但是赵泽勇绝对不像在跟张澈交谈中那么单纯，很多时候不过是赵泽勇在装糊涂启发张澈说出自己的观点，而赵泽勇正是要通过这些观点来判断张澈是不是一个可用之才。
其实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政治，赵泽勇也是有自己一套认识的。
对张澈说的那些民主了，宪政了，都是理解和支持的。这些年的政治沉浮，赵泽勇早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赵泽勇了，从他可以装模作样的跟张澈一问一答就看的出来，已经有了点政治人物的城府。相比较而言，此时学习政治社会学的张澈，反倒是单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