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皇帝能够依靠的只有吴国俊这一个选项了，甭管他有没有同锤匪勾结，但真的是表面上听大明皇帝的话，执行命令也不会打折扣。
崇祯先前认为有吴国俊在京城内压着，皇宫内一些手脚不干净的人，也会收敛一些。
但目前的情况显然是崇祯有些盲目乐观了。
他们不仅没有收敛，反倒变本加厉起来。
至于如今的司礼监太监以及东厂厂公王德化是山西大同人，他也在极力掌控皇宫，一心为崇祯着想。
奈何大势已去，人心散了，队伍更不好带了。
自从曹化淳告老还乡之后，东厂太监频频更替，足以说明崇祯对于东厂太监也缺乏信任，或者说为了防止他们与朝臣勾结，危害皇室。
特别是他亲儿子夭折之后，对于这些贴身太监愈发的防范。
今日他们能杀你儿子，明日就不能杀你这个当皇帝的吗？
至于锦衣卫都督吴孟明已经被都督同知骆养性给架空了。
因为骆养性够狠。
他只给皇帝捐助了军饷六十八两，不像吴孟明捐了许多钱，以至于都没有钱笼络手底下的锦衣卫了。
现在这个时节光靠“权力”笼络手下，那就是纯纯大傻逼。
因为崇祯都没得什么权力了，依附他而生从厂卫能剩下多少权力？
那就只能靠银子维持一部分手底下的忠诚，然后再利用这部分人压制更多的人听他的话，以此来维护统治。
待到明末便有“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的评语，以此来洗白士大夫们。
建都于中国北部的王朝，一旦遭到勐烈的外来打击，只要这打击不是毁灭性的，一般而言，君臣都会采取逃向南方重建偏安政权的策略。
最着名的例子，比如北宋为金军所灭，康王赵构南渡，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使得宋室江山又得以延长一百多年。
明成祖朱棣在将明帝国的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时，仍然在南京保留了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
五府、六部和各院、寺、科、司，甚至太监的各个衙门，南京都一应俱全。
各部门的长官和属员在级别上也和北京的相应部门的长官和属员相同，只是没有实权。
此外，南京还有一些独立于北京的要职，如兵部的守备、参赞机务，户部的总督粮储，六科中的户科给事中专职管理后湖黄册等。
当北京的中央政府危若累卵时，南京保持着一整套政府班子，差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只要皇帝愿意从北京“出狩南京”，南京就可以立即成为大明帝国的新首都和新心脏。
大明帝国就会照例统治不曾发生过大动乱的南方广大地区，并以此为根据地收复失地。
但现在南京被贺今朝所占据，南方广大地区正在被锤匪吞并，直接断绝了崇祯南狩的道路，也就断绝了许多大臣的心中设想。
他们也不用向先前一样担负丢点京师口实，然后到了南京被皇帝下令背锅的连待责任。
就在崇祯自怨自艾的时候，熊开元进了宫，在崇祯面前暗讽首辅不得人。
陛下励精图治数年，可天下一天比一天乱，原因在于庸人占据了高位，并且相继为奸，致使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直至今日仍未衰止。
他又批评首辅偏袒私人，以致督抚失地丧师。
有了熊开元的奏报，崇祯便下令把该有人的都招进宫中来对峙。
因为吴国俊进京的缘故，先前许多摸鱼不上班的大明官员纷纷上班了。
毕竟连官位都没有了，那些士卒极大可能会去抄你的家给他们自己发军饷。
至少有大明官衣披在身上，会让他们忌惮一二。
周延儒到场之后，他很痛快的承认自己确实是徇私了，但绝不承认受贿。
崇祯便询问有没有实证，可熊开元支支吾吾，不敢公开diss周延儒，最后，周延儒故示大度，请崇祯下旨命熊开元补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
可是，熊开元呈上的书面报告依然是泛泛而谈，并没有陈述对周延儒不利的实据。
原来，这位首辅虽然表面大度，实际上非常担心熊开元的证词对己不利，于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不断的劝熊开元慎重行事。
因为周延儒提拔的人大多是“贤人”，如果首辅下台，则贤人将尽数被逐。
熊开元被说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