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保的消息是在傍晚时分送到的。
西门庆刚从县衙回来，在书房坐下，还没来得及喝口茶，来保就在门口探头了。
他手中捧着一卷文书，油布包裹着，边角被汗水洇湿了一小块——那是从城东送来的东西，一路小跑着带回来的。
“老爷，刘书办那边的东西到了。”
西门庆放下茶杯，接过那卷文书，放在书案上展开。
油布揭开后，里面是三本泛黄的账册和几封书信。
账册的封面上写着“清河县衙历年杂项收支录”，字迹是工整的馆阁体，墨色已经氧化成了深褐色，纸页边缘发脆，翻动时要格外小心。
他翻开第一本账册，目光从第一行开始往下扫。
那上面记录的是五年前清河县衙的各项灰色收支——商户的“孝敬”、讼案的“调停费”、赋税征收时的“火耗”余量。
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日期、经手人、金额、去向，像是记一本家常流水账一样坦然。
他的目光一行一行地扫过那些条目，手指在纸面上跟着移动，在一些数额较大的条目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
翻到第三本时，他的目光在一页上停了下来。
那一页记录的是“花府借贷”条目，有三笔——两笔是小额，一笔三十两，一笔五十两，都在正常范围内。
第三笔的数额被涂改过，原写的数字被墨涂掉了，在上面重新写了一个“三千两”。
涂改的墨色比正文的墨色浅一些，是后来补上去的。
他的手指在涂改处轻轻摸了摸——纸面在那个位置略微凸起，是墨迹叠加后造成的厚度差异。
涂改的人下手很急，墨迹的边缘有几处没有盖住原来的字迹，隐约能看出一个“一”字的轮廓——原写的可能是一千两，被改成了三千两。
那本账册中夹着一张纸，不是账册自带的纸页，而是一张单独夹进去的便笺。
纸色已经发黄，边缘有些脆了，上面的字迹潦草，但依然可辨：“元年六月十七，花府借银三千两，月息三分，以城东田契为押。经手人：花子由。见证人：刘。”
西门庆的目光在“花子由”三个字上停了一下。
那个签名他认得——花子由在清河县商会登记簿上的签名他见过几次，笔迹的特征是一致的：那个“花”字草字头的写法，横折的拐角处会有一个轻微的顿笔，像是写错了后又改了一笔。
那个顿笔的位置和角度，与商会登记簿上的签名一模一样。
他将便笺与记忆中商会登记簿上的签名对比了一下，确认无误。
那张便笺下面还压着另一张纸，是花子虚生前写的一封信的抄本。
字迹比便笺工整得多，笔画清秀，是一个常年读书写字的人的手笔。
信中写的是花子虚在发现花子由私自抵押田产后，与花子由对质后写下的——“弟知兄已行不义之事，念手足之情，未即举发。然田产乃祖业，若兄执意妄为，弟唯有诉诸公堂。”
信末的日期是花子虚死前十日。
花子虚在死前十日就知道花子由在动手脚了，而且他写了这封信——虽然信中没有明说要告官，但“诉诸公堂”四个字，已经足够让花子由感到威胁。
十日后花子虚就死了。
西门庆看完那封信的抄本后，没有立刻放下，而是又看了一遍。
他的手指在纸页边缘轻轻摩挲着，像是在用触觉感受那些笔画中的分量。
花子虚写这封信时的心情——愤怒、失望、隐忍、威胁——都凝聚在那几行清秀的字迹中。
这个男人在死前十日就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他写下了这封信作为最后的防备，但这封信最终没有送到任何人手上。
他将那几份证据收入书案的暗格中锁好。铜锁扣合时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嗒声，像是把什么东西关了进去。
“来保。”
“在。”
“刘书办现在人在哪里？”
“按照老爷的吩咐，安置在城西的一间小院里，有人看着，吃住不愁。他想要的东西，属下已经给他了——两百两银子，外加一张保证他平安的文书。”
“他有没有再说什么？”
“说了。他说花子由前日又去找过他一次，在门口站了一炷香的功夫，没有敲门就走了。他说花子由的脸色很难看，像是几天没睡好觉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