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上午，支队长办公室中，程巍然和徐天成正议论案子。方宇急匆匆敲门走进来，身后还跟着戚宁。
徐天成皱了下眉头，问：“这半上午干吗去了？”
方宇和戚宁对了下眼，然后方宇解释说：“昨晚戚宁给我打电话，打听咱们调查李春丽的具体情况。我就说了那次在汇文小区门前约见她的情形，没想到被戚宁捕捉到一个先前未被咱们重视的细节。”顿了下，方宇把脸冲向徐天成说，“那天咱俩给李春丽打电话时，她当时说她在医院对不对？”
“是啊！不过没说在哪个医院！”徐天成点头说。
“那好办。”方宇干脆地说，“从打电话到她跟咱们在汇文小区门前会合，我记得这中间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对照地图计算了下，距离汇文小区半小时左右车程的只有市中心医院。至于她当时去那儿干吗，戚宁很感兴趣，所以一早我俩就去了中心医院。”
“我们查到原来李春丽患有乳腺癌，”戚宁接下话说，“她在两个多月前就查出来了，病情已到晚期，医生建议切除**，但她表示只接受保守治疗。”
“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对咱们隐瞒她的病情，而且从与郑源的接触来看，好像他也不知道这个情况。还有……”方宇笑笑，似乎想要卖个关子。
“中心医院在春柳路上，郑源和王燕经常开房的华美酒店也在春柳路附近。”徐天成插话说。
“呀，还学会抢答了。”方宇打趣一句，然后说，“你们说李春丽经常往返家与医院之间复诊，会不会碰巧目睹郑源和王燕到华美酒店开房呢？”
“很有想象空间对不对？”戚宁摊摊手，“或许李春丽早知道丈夫出轨他上司的老婆了。”
“你们俩先坐下。”程巍然指了下墙边的沙发，接着冲徐天成使了个眼色，后者便接着说道，“程队昨晚复盘整起案件，发现物证中缺少了一样东西——手机。先前在张超身上和家中都未搜索到手机，可是现如今的人怎么可能没有手机呢？事实上给张铎打电话，他说他哥有一个国产智能手机，还告诉了我们手机号码。让鉴定科查了该号码的通信记录，发现最后两次通话是来自同一个公用磁卡电话，而这个公用电话设在民生路附近，距离张超家仅隔了两条街。很幸运的是，公用电话对面有家超市设有监控，调阅监控录像证实，两次拨打电话的人正是张超。”
“他用公用电话打自己的手机，不会是手机丢了吧？”方宇问。
“我和程队也这样认为，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两次通话的时间也很蹊跷，均发生在7月26号那天，具体时间分别是下午2点42分和傍晚5点10分。对咱们比较有利的是，当时张超手机的GPS是开着的，鉴定科因此定位到这两次通话时手机所处的方位。前一次显示地址是动态的，说明当时接电话的人在高速移动，估计应该是在车上。后一次则定位到‘郝卫东’家的地址。”
“郝卫东？不就是那个红菱公园案的被害人吗？”方宇诧异一下，说，“郝卫东被杀那天不就捡了个手机吗？难不成是张超的？这么说他的死也跟张超有关？”
“应该可以肯定这种说法。因为隔天那部手机再度连接到4G网络时，GPS地址显示的方位便是在张超家，说明手机从郝卫东手里又回到张超手里了。”徐天成补充道，“而且张铎证实，张超恰恰就是个左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