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亨利·莫尔说：“那个时期，人们对于杀人这样的事情几乎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并且常常使用尽可能残忍的方式将敌人杀死。实际上，这种变态的心理在战争进行中是十分常见的，其潜伏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可能被敌人杀害的恐惧和异常烦躁地发泄情绪。此时，人的罪恶的本性暴露了出来，然后就像冲破堤岸的洪水，一发不可抑制。
“从表面看，那些杀人实施者充满邪恶的乐趣折磨、残害着那些被俘获的猎物，甚至违反人伦地把他们以各种方式处死；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那些疯狂的杀人者多是遵守伦理的普通人。是社会的法律约束了人类本性的残杀欲，一旦约束他们的东西消失了，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变成杀人者，或者被他人杀死，而战争正是发泄这种残杀欲的最好场所。
“每一个战争期的士兵都希望多杀人。如果平民在战争中站立到敌人的立场上，那么也会毫无疑问地被他们所杀，这样，才可能从上永远消灭敌对势力。”
莫尔的分析不无道理，从人性角度来看，的确存在一种恶的心理动源，来驱使战争中的非常态行为。
但笔者认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凶残，除人性根源之外，还不能排除一种民族之间的仇恨。最起码在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是充满了敌视情绪的。
“箭已离弦，射向残暴无道的恶魔中国。
“中国领土的保全全仗日本20余年的努力。对此恩情如何报答？得到的回答却是：日本从满蒙滚出去！杀死日本人！捣毁日本铁路！最后竟敢以暴力残杀中村大尉，炸坏铁路。这就是中国的真面目。
“被践踏，被殴打，被侮辱，终于为自卫而起，这就是日本军队此次的行动。此举若半途而废，接踵而来的只能是比以前更甚的侮辱。如此自卫手段，有何违反国际法规？”
这是昭和6年9月27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之后，帝国在乡军人会东京府市联合会发表的《我等之主张》，内中充满了对中国的藐视和居高临下的凌辱态度。
甚至，日本的小学生都在强烈地敌视中国：
“中国不遵守与日本签订的协定，还欺侮住在奉天一带的日本人，马贼搅得日本人不得安宁。听到满洲事变爆发，我想现在正是出动全部日本军队打败欺侮日本人的中的时候了。发生了满洲事变的事，我已经从妈妈和老师那里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杀死没做坏事的中村大尉？为什么要破坏铁路？想到这儿心里真难受，又愤恨极了。有时夜里做这样的梦醒来再睡不着觉。大家准备慰问袋，送到前线去慰问士兵，日本人的这种诚恳的心意表现得明明白白。”(1931年10月16日《满洲日报》)。
1937年8月5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冀东植棉技术员安田正子控诉中队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文章——《空前的残暴，啊，不幸的通州，遇难妇女泣血说明逃出经过》：
“难忘的7月29日凌晨3点，在零星的枪声中听见有人敲门，我感到有些奇怪！但认为也许又是有人来要求，……门外，听见仆人在黑暗中同别人搭话，我正在感到不高兴时，突然传来隔扇和拉窗被踹倒的声音，十几个叛兵闯了进来。我和滨口先生的左右茂子抱在一起藏到床底下，这时我丈夫跑进来。危急中我正在暗自庆幸时，一发子弹飞来正中他头部，他在我眼前流着鲜血倒下了。血把我和茂子的全身都染红了。我们两个人在血泊中吓得快要昏了过去，如果被他们发现就不得了，我们一直躺着装死。茂子的妹妹奋勇反抗，用手提包打他们，被他们用大刀残酷地杀死了。……不久，房东跑来告诉我们日本军队来了。这时，我们的心情像登上天堂一样，这才知道我们还活着。”
当时这篇文章，犹如火中喷油，更加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感情。
纯朴的日本农村少女对于“膺惩暴决的中战争”深信不疑，在她的眼里，中国人全是该杀的恶魔，所以，农村即将投入农忙期的女子们，随着政府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不断深入，作为国民的一员，满怀**地要为国效劳支援前方。由于男人参军，为了在劳动力不足的农村百分之百地利用妇女劳动力，普遍成立了临时托儿所，以便让婴儿离开母亲。《信浓每日报》的家庭版上，特设“后方女兵”专栏，登载女子青年团“义务活动”情况：
大町女子青年团，为支前筹集资金，日前举办名画展览，所得100日元作以后的活动经费。20日访问了松本卫戍医院，向伤病士兵赠送了苹果以示慰问。
北安平村国防妇女会，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周的最后一天，制作慰问袋80多个，寄给本村参军的士兵。
北安神城村国防妇女会、女子青年团、援助军人会三个团体，18日起为本村军属照相，洗出后立即寄往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