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工会主席的指点，我果然很容易就找到了李凤林先生。他对我这个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作家来访颇有诧异，但他很快就适应过来，请我坐在一张矮凳上，屋里简陋的能让我坐的也就是这张矮凳子。虽然我不愿用“贫民窟”来形容李凤林先生的住处，但实际上用这个名称是比较恰当的。
李凤林现年72岁了，东北锦州人，“九一八”事变后逃出来参加国民党军队，一直在第74军炮兵团，一直跟随金定洲当副官。东北人口齿清楚，表达能力强，所以我绝少提问，任凭老人开“无轨电车”。
你问我为什么没回东北老家？哎呀，娶了常德的媳妇呗。那时候我当炮兵军官威风着呢，年轻，穿美式军装，走到哪儿都有姑娘对我含情脉脉的。我随军炮团驻过上海、南京、武昌、南昌、长沙等好多大城市，也跟不少姑娘约会过，但真正中意的却没有，并不是我的条件高，而是我觉得没有合适的。怪了，我随金团长带了炮团的一个营到常德协助第57师守城，驻在南站老百姓的民房里，才几天，帮着替房东疏散，就认识了我媳妇，我一见就觉得她人不错，就喜欢她，她好像对我也挺有好感，但当时要打仗，匆匆说了些家常话，就分手了。
打仗时，天天在炮弹子弹堆里滚，谁知道活得了今天，明天还能不能活？我们的炮弹打光后，全改当了步兵，打到最后，已不分长官士兵了，全端着枪上前沿拼，晚上看不见人，有时候伸出手去摸，摸到戴棉帽的就是自己人，戴钢盔的就是日本人，是日本人二话不说就用刺刀捅，谁快谁就把对方捅死，你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咱还想什么媳妇？没想到我活下来了，把日本人赶跑了。常德光复后，老百姓又陆陆续续地回城，我媳妇也回来了，咱俩在街上碰见的，她惊奇张口便问，怎么，你没……后头的话不说我也知道想说啥，你没死呀？我没死她很高兴，我俩就去见了她父母。我们结婚的证婚人就是金定洲团长，金团长对我媳妇说，嫁给炮兵军官可就不能呆在家里了，要跟部队跑，我们炮团东北人，可能最后还是要回东北。我媳妇当面说，好。但到了晚上，她对我说，两个兄弟全被日本人打死了，她去了东北谁照顾父母？我说我也有父母呀。她听了后没吭声，后来咬咬牙，说，我跟你去东北。这是我出来后第一次说要回东北。
1948年，我们炮团在山东和解放军打仗，结果打输了，我们活着的人都成了俘虏。解放军把我们分成愿留下的和不愿留下的，不愿留下的发路费回家。我和我媳妇就领了路费，到了徐州。当时我们又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去东北还是去她家湖南。我问她，她小声说，去东北吧。可最后买票时，我几次张不开口，最后，还是我主张买了两张回湖南的车票。既然是解甲归田，在常德这地方先住上段日子也无妨。可没几年，我就被作为国民党反动军官揪了出来，关在黑房子里审查了几个月，最后一脚踢出来，成了受管制的‘四类分子’。
我没了工作，又不能靠我媳妇，她要带几个年幼的孩子，靠什么糊口呢？我就在城里到处转，找那些没人干、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可人家一听说我是‘四类分子’都不敢收。后来，我就在沅江边上替船工拉纤。因为我是炮兵出身，拉过炮，所以能拉纤。那时成天坐在江岸的石头上，等船民来喊你，先给你两块钱，忙跑着回家去交给媳妇，然后就拉着船往上游走，一走就是两天两夜。等回到家，钱早用光了，还得起紧再去江边拉。那日子太苦了，简直有些难以活下去，我媳妇就对我说，算了，反正我父母亲都死了，回你的东北老家吧，兴许那儿能活得比这儿好一些。我说行啊，先给老家去个信吧。这是我第二次想回东北的家。
待我落实政策的时候，刚好我媳妇过世。她跟着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她含辛茹苦、担惊受怕了一辈子，就是到死，我都没有钱来给她安葬，只是送到火葬场草草地火化，凑钱买了个最便宜的骨灰盒拿回来供在家里。没有办法，这是命，我们无法抗拒。守着媳妇的骨灰盒，我常常是一坐就半宿，两个女儿来劝我，爸，你带我们回东北的老家吧！我当时真的动了这样的念头，叶落归根嘛。这是我第三次转回东北的脑筋。
我想回东北，说起来还不止这几次。我一直说要回去，要回去，可总也没能回去，这是为什么呢？”说到这里李凤林老人停顿了，面部表情浮现出一种苍茫的神色，他的思绪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揪住了，并一点点地冉冉缥缈出来。我虽然已经全身心地进入了他所提供给我的回忆之中，但此时此刻我还是被他的这种慢慢凝固起来的神情，隐隐地震撼了，我预感到他将向我昭示出一段我们鲜见的生命曝光。
“炸炮，你知道吗？炸炮！”
我沉重地点点头，说：“我知道，你们在常德守城战的8门炮全是自己
炸掉了，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