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去年夏天在海员快餐店遇到李天亮的。自从海员快餐店开张以来，我经常在那里解决我的伙食问题，却从来也没有预感到会遇到李天亮。
当时我端着盘子在等一份韭菜炒豆腐皮，李天亮突然在旁边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我转过头，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我们坐在一起吃了顿午饭。从海员快餐店出来，李天亮开着他的车，顺着北马路一直把我拉到海边，在滨海大道上跑了两个来回之后，我们就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
后来李天亮就提到了盐坨桥，说我开车拉你去盐坨桥怎么样？我说，烟台没有盐坨桥啊，李天亮就说，当然了，我说的是天津的盐坨桥。我说，从烟台去天津？现在？李天亮说，对。
当然从烟台去天津不那么现实，我觉得，至少我得回家准备行李。截止到那天的重新遇见，我跟李天亮有十五年没见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当兵的，我还是一名中专生。最后我们决定去看场电影。那个决定是临时性的，当时我们实在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于是李天亮开车从海边又进入市区，他发现了路边的艺都影剧院，于是就说我们何不去看场电影呢？
看电影的人很少，售票处异常冷清，人们不太买进口大片的帐。买完票后李天亮很自然地拉起了我的手，我本来想挣脱，想了想还是觉得不宜挣脱。大厅里闲散的工作人员很多，都在用闲置得要发芽的眼睛旁若无人地盯视着着走进大厅里的认。
李天亮竟然还记得我十五年之前喜欢吃开花豆的事情，他先拉我走进大厅边上的小超市，转了两圈，没有找到开花豆，于是我们买了一袋鱼皮花生豆聊以**。我很奇怪，烟台人不太喜欢吃开花豆，也就是蚕豆。于是我时常怀念在天津上学时吃到的开花豆。
这就是我们十五年之后重新遇见的情景。
那次在艺都影剧院里我感觉很不自在，主要是因为，座椅散发出一种潮霉的气息。很多张座椅一起散发出那种气息，让我感觉那座影剧院里充满了霉菌。我遗传了我母亲的洁癖。
我不时地欠动身体。李天亮问我怎么不吃鱼皮花生豆，我不好意思对他说，我觉得花生豆上也覆盖了一层霉菌。于是我硬着头皮吃了一颗鱼皮花生豆。李天亮也开始欠动身体，他左右打量座椅的扶手，我问他在看什么，他提到了十五年之前，我们两人在天津的北宁公园看过的一场电影，他说他还记得电影叫《青春无悔》，他还记得，我们两张座椅之间的扶手坏了。
一时间我有些茫然。但我还是很配合地回忆了一下，我回忆起了天津的北宁公园，还有那座我叫不上名字的影院，我们只在那里看过一场电影。座椅之间真的没有扶手了吗？哪里去了呢？坏了，被工作人员卸下去了？还是自己掉了？我模模糊糊地回忆着，无法确定是不是真有那么回事。
当时李天亮很确定这件事情，他很幸福，还带些憧憬地笑了笑，问我，林雪你说，为什么偏偏是我们坐着的那两张座椅之间扶手坏了呢？我那时就认为这是一种机缘，现在证明是对的。我说，什么机缘啊，巧合而已。李天亮说，你不相信机缘？我相信。如果没有机缘存在，我们为什么又会在烟台这个城市重逢？我说，你本来就是烟台人，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距烟台八十公里外的一个镇上度过的，并且烟台是我母亲的家乡，我母亲在这里生活了十六年。所以说，我们在烟台遇到，应该不是偶遇，它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李天亮说我说话很有逻辑，他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我不工作，我讨厌不自由。我天天坐在家里，对着一台电脑编造小说。我用坏好几台电脑了。李天亮很不解，因为十几年之前，我是天津铁路工程学校的一个学生，学的是铁路工程专业，按照常规，我应该在工务段工作，跟铁路、涵洞、线路大中修为伍。
总之那场电影对我们来说行同虚设，我们似乎只是为了买两张价格不菲的电影票，坐在很多人中间，闻着各种混杂气味，在噪音里费劲地交谈。我还问过李天亮，我们是在怀旧吗？李天亮说，哈，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