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平帝的脸色倒还不错，不见先前厉色。
原来，是因为康鸿以及山东提督陆琪二人增援及时，东虏铁骑的肆虐之势稍稍得到遏制，被压制涿州、固安一带，河北糜烂之势得到初步缓解。
崇平帝目光沉静地看向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李瓒，道：“李卿方才所言不无道理，东虏入境掠我财货、人口，以铁骑驰骋燕赵之地，若河北诸州县行团练乡勇之法，于州县而守，互为犄角之势，彼时，一地有警，则多地来救，或可使敌骑陷入泥沼，动弹不得。”
这是武英殿大学士李瓒提出的一个策略，就是河北全民皆兵，给予州县一级充分的军事自主权。
既然东虏铁骑纵横，那就着州县地方招募河北敢战之士，组建乡勇团练，护卫桑梓。
内阁首辅杨国昌皱了皱眉，手持象牙玉笏，躬身说道：“圣上，此策大耗钱粮，如果只是由地方士绅自筹，恐有宗族地方畜养私兵，长此以往，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他认为此策当真是祸国之策，楚党误国啊！
李瓒正是湖南人，这位大学士出身荆楚之地，身形颀长，面容瘦削，颌下留着美髯，是隆治十八年丙辰科的榜眼，也是翰苑词臣出身。
其人长于兵略，擅谋军机，从翰林院外放之后，历任河南参政，河南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抚，加兵部侍郎衔贵州巡抚，平定土司叛乱后，升任兵部尚书，调任中枢。
陈汉也仿明制，于省一级设巡抚，往往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故而巡抚常称中丞。
李瓒算是崇平帝在潜邸之时就赏识的臣子。
李瓒慨然道：“州县自筹军粮，兵部发以告身，权作临时差遣，彼等功成之后，予以币帛爵俸禄厚养，这样兵部不费一兵一饷，而收数十万之卒，杨阁老为何不允？”
杨国昌管着户部，对钱粮自是敏感，方才就辩论过一波，李瓒以此解说，倒也并无不当。
“那为何不将燕赵敢战之士募入新兵，编入行伍，受朝廷节制号令？说来说去，还是你兵部，”杨国昌反问说着，苍声道：“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长此以往，乱政之始！”
在他看来，这就是祸国乱政之策。
“彼等受天子封赏，名器权位操于天子，一言可予，一言可夺，如何乱政？进退调度，自有兵部行文，何言征伐不自天子而出？”李瓒面色淡漠，据理力争。
杨国昌沉声道：“青史昭昭，斑斑血泪，地方兵马自筹，州县各自为政，唐时藩镇之祸殷鉴未远。”
当初黄巢起义将地方打成稀巴烂，唐廷中枢无力剿灭，只能给地方藩镇松绑，自此中枢渐渐令不出长安。
而远在三国之时，黄巾为祸，当初的天子宗亲刘焉，也向灵帝提出恢复州牧之策，而后灵帝允之，大范围的给地方松绑。
中枢与地方的关系，可以说贯穿了郡县制封建王朝的始终，宋时汲取前唐教训，收人事、财权于中枢，明时于地方分三司，后又设巡抚为常例，可以说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拉扯。
纵然是后世都有论十大关系，中枢与地方的关系。
原文如是写道：“巩固中枢统一领导，扩大地方权力。”
说白了，既要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又要兼顾中枢威信，号令如一，这本身就一个客观难题。
尤其是王朝末期，中枢国家机器失灵，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不给地方松绑，农民起义军剿灭不定，流窜多省，但给地方松绑，就有乱政之忧。
地方割据，武夫当道。
而现在杨国昌显然认为让地方官吏士绅办团练，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试探，这个口子一开，下一步怎么操练、号令这些团练，是不是要给北境的州县更多的权力？
那时，天下省道州县，时有贼寇蜂起，是不是也要给他们权力？
李瓒沉声道：“我大汉不是前朝，而今国家武事不振，正要效前汉，于河北等地行权宜之计。”
杨国昌摇头说道：“只怕此例一开，就要天下大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