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想了想。有意缓解场面上的气氛，很诚恳地讲道，借这个机会，我对中年人生要多说几句。在座的青年朋友们也是未来的中年人。人生有许多关头许多环节，中年这一关最为重要。固然要看资质禀赋。看中年前的勤勉积累表现，但更要看中年正面突破所能够蓄积和激发的能力和表现。中年所能调动的是人生所能调动的最充沛的资源，是能够最大限度激发自身的潜能，中年人生，如果放弃努力，等于放弃了许多应该承担的责任，社会承继的链条会出现断裂，人间将增加许多苦难，减少许多应有的欢乐幸福。需要独自承受社会压力释放的重量，又要忍受难以倾诉的孤苦。中年人生，因为人生轨道大多已经定位固定，人生自然增加了一些固守和偏执，在人生选择上也自然增加了许多无奈和苦涩，许多不想割舍的却需要硬性的割断，也就难免有那种硬性割断的痛苦。中年人生的积累和厚重，也能够给中年人生的提升超越跨越，提供了能量、强度和力度。经过熔炉的冶炼，将使中年人生增添一种合金的品格，增加抗压的柔性，闪耀出夺目的光彩，给年轻的一代增添一种依托，给老年人生准备一份丰盛的厚礼。
还是回到我们要讲的故事。我在今天这个场合讲述这样的故事，会使大家听到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故事，人对没有听说没有见过没有想到过的事情，总会有好奇心，我们对这个故事首先要产生好奇，既然是故事就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种客观事实，是一种不管人们对它持有什么样态度的一种存在。这个故事的纠结是什么？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场所竟然会发生欢乐幸福的故事，与人们的经验和良知太不相容了，无论是知识、经验、感情都无法接受这个故事。我读过一部中篇小说，题目叫幸福是不能策划的，里面讲述的，是一家残疾人工厂里发生的爱情故事，我读了后思考，作家为什么选择福利工厂而不是纺织厂，或者选择现代职场新生代的生活去描写，作家可能考虑在人们看来象福利工厂那样的地方是很难产生爱情故事的。我在这里讲述囚犯的故事，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想象无疑会帮助我们扩大想象的天地，丰富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力就是创造力之母，一切创造最初都来源于想象，也远远超出了我自圆其说的范围。假如为了我的乐业主张独出心裁地设计了这个故事，我事先能够设计出这样的故事作为我所持有观点的有力佐证，大家也许会惊叹我编故事的能力，那可真是名符其实的独出心裁，太有想象力了，太有才了。
会场上哄的一声，又响起一片议论声响，的确太有才了。
接下来，吴为继续讲道，其实，我在读到这个故事时，虽然语言不通隔着种族信仰又相隔着生存状态描述的又是年代那么久远的事情。毫不隐晦地说，有些东西的确与我自己记忆深处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发生了共鸣，而那些类似的经历和体验竟然在那样灭绝人类的地带也会产生，我有一种格外亲切的体验，是引以为同类的那种体验，有点类似于那位英国的古人类学家珍妮，在非洲丛林中坚持生活四十年终于亲眼看到动人的一幕：一只黑猩猩蹲在蚁穴旁拿着树枝粘着蚂蚁在嘴里唆啰，她彷佛看到了自己的远祖顿时感到格外亲切激动得泪流满面。我读了这个故事更加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是看到人在那种极端恶劣的状态下竟然还能够表现出人类的乐观精神所产生的震撼和冲击。
渐渐地，吴为的讲法与大家熟悉的话题对接上了。可以听出兴趣来了。场面上的气氛也显得轻松活跃起来。
我们通常说人类要挑战生存的极限。幸福欢乐会激活人的心灵，激发起征服艰难险阻的巨大动能，如果我们对奥斯维辛囚犯的生活转换一下思考的视角，作为法西斯给那些囚犯强制提供的一种生存极限。再去思考囚犯们在那种极端残酷状态下如何生存如何思考的，也就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和体验连接起来，就会发现有些相同共同的东西，变成一种可以比较思考回味的东西。人类的生活可以划分为极端恶劣状态、艰苦困难状态、一般状态、良好状态、最佳状态，在不同状态下会有截然不同的心理表现，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会表现出某些共性的东西。大家都非常熟悉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故事，谁会相信当时指挥日军冲上山顶的日军小队长，亲眼看到了五个八路军战士弹尽粮绝身边石头也扔光了然后跳下悬崖的英勇壮举，竟然下令日军士兵向天鸣枪致敬。被山下比他还大的日军指挥官看到，下了山就被撤了职，这个故事就是那位日军小队长已经成为白发老人来到中国特别到狼牙山亲口讲述的，我是在电视台的采访中看到的。战场上的英勇就义行为也会打动敌人的，会赢得敌人敬佩和欣赏的。我们为什么就不相信奥斯维辛囚犯会有幸福的体验。我们拒绝相信就会阻止我们去进一步深入思考这种体验背后可能存在的更深刻的东西。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观察思考，就不至于咋一听到奥斯维辛感觉那样刺耳甚至伴随着怒不可遏的情绪。这样的故事，已经远远超出职业精神讨论的范围，是超越种族民族的，而是属于更为深刻更为强烈的人性人类精神，需要在人的生存、人的生命层次上思考的问题。我在这里要向大家讲述的是一个荒诞而又尖锐沉重的故事，我感觉当大家最初听了这个故事的名称就感觉是在残酷地愚弄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背后，是否还存在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思考，只不过没有合适的事实去刺激我们去进一步思考这类问题。如果我们去掉意识形态的考虑，比如抛开国家、民族、神圣、崇高这类观念，还原到人类一般生存适应的角度，解决了观念上的冲突，剩下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会顺利成章地接受了。当然，象奥斯维辛那样极端残酷的和伴随着军事高压的恶劣生存状态，会激发起反抗，也确实发生过有组织的暴动，零星的逃跑，偷懒，然后被冷漠残酷的军事机器粉碎掉，这都是无数可能中的可能，也事实上发生过，从可能发生的角度看，奥斯维辛囚犯的精神光芒甚至微妙的幸福感受就完全有可能在一些存活下来的个体身上发生了。我们想没想过，当人处于极端困难状态的时刻，通常会伴随着绝望，其实，这样的时刻也非常容易发生奇妙的转换，假如想象到，这已经是最坏的、最糟糕的状态了，就是再坏也坏不了哪去了，人的心理就有可能发生神奇的转变，一种非常可贵的心理很容易在这样的想象中诞生，这种心理就是希望，既然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了，接下来一定就是渐渐好起来，随之会鼓舞起人们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增添努力生活改变生活的勇气。
大家看到了，我们为了纾解开这个难度太大的纠结，不得不在外围花费了太多的口舌，现在还是转入故事本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