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映雪被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推出了手术室，她身上盖着厚厚的无菌被单，只露出一张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头发被剃光了，头上包裹着厚厚的、渗着淡黄色血渍的纱布和弹力网帽。她的口鼻被呼吸面罩覆盖，透明的面罩内壁因为她的呼吸（呼吸机辅助下）而蒙上一层极淡的、时有时无的白雾。她的颈部和身体各处连接着多条管子——气管插管、深静脉置管、导尿管、胃管……旁边推着复杂的监护仪和输液泵，屏幕上的波形和数字以非自主的规律跳动着，发出单调而令人心慌的“滴滴”声。她就那样静静地躺在移动病床上，像一件被精密仪器包围和定义的“物品”。田伯浩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想喊一声她的名字，想摸摸她的手，但喉咙像被堵住了，一个字也发不出来。他看着护士和护工熟练地推着她，在医生简单的指示下，朝着ICU（重症监护室）的方向快速而平稳地移动。他下意识地跟了几步，就被ICU那道需要刷卡和密码才能进入的厚重玻璃门隔开了。门在他面前无声地关闭，将他与萧映雪彻底隔绝在两个世界。
接下来是冗长而折磨人的等待和手续办理。他被护士告知需要在ICU外的家属等待区等候，随时可能有情况需要沟通。他像一尊失去了灵魂的雕塑，坐在冰冷的塑料排椅上，填完了各种知情同意书、自费项目确认单。麻木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或者作为紧急联系人和临时授权委托人（因为萧映雪没有其他亲属在场且情况紧急）签下她的名字。每一个笔画都沉重无比。他交了巨额的费用预存金，几乎掏空了自己并不丰厚的积蓄。所有这些流程性的、冰冷的接触和文件，都在反复提醒他一个事实：萧映雪现在是一个需要被严密监控和维持的“重症病人”，一个有着极高死亡风险和永久致残率的“医疗案例”。
不知又过了多久，一名穿着粉色护士服的ICU护士走出来，隔着玻璃门旁的对讲系统告诉他，病人已经初步安置好，情况暂时“稳定”（在这个语境下，“稳定”意味着生命体征在仪器辅助下勉强维持在一个数值范围内，不容乐观但也没有立刻恶化），家属现在可以隔着ICU的探视玻璃进行短暂探视。护士的语气是职业化的温和，但眼神里没有多余的情绪。田伯浩立刻起身，脚步有些虚浮地跟着护士的指引，来到了ICU外围那条长长的、光线略显昏暗的走廊。走廊一侧是护士站和工作区，另一侧，就是一整面巨大的、厚重的双层隔音玻璃墙后面，就是一个个独立的或半开放的ICU病床单元。
他在护士的指引下，停在了其中一个床位对应的玻璃窗前。透过擦拭得异常干净、却又因为双层结构和内部复杂的反光而显得有些失真的玻璃，他看到了那个刚刚被宣判了残酷命运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