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锐没有去咖啡馆，而是把车开到了城郊的一个湖边。那里有一个不大的公园，下午时分几乎没有人。他把车停在湖边，熄了火，打开天窗。十一月的阳光透过天窗照进来，暖洋洋的，落在深色真皮座椅上，泛起一层温润的光泽。
“这个地方我偶尔会来，”他说，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目光看向远处的湖面，“一个人坐一会儿，想一些事情。”湖面不大，但很安静。水是深绿色的，岸边种着一排柳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垂下来的枝条在微风中轻轻摆动。远处的城市天际线被一层薄雾笼罩着，高楼大厦的轮廓模糊不清，像一幅没画完的素描。
“你妻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吧？”我问他。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辛苦倒还好，昊天那孩子乖，不怎么让人操心。就是有时候觉得……空。”“空？”“对，就是那种家里有人，但心里没人的感觉。”他转头看我，深棕色的眼睛里倒映着湖水的波光，“您应该能理解吧？”我没有回答。
我当然理解。我的家里也有一个人，一个跟我过了十几年的人，可我的心里也是空的。那种空不是他打我骂我对我不好，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无法言说的空洞——他不看我，不问我想什么，不关心我需要什么。我在他面前像一面透明的玻璃，他穿过我看向别处，从不曾真正停留。我说话的时候他在看手机，我换新衣服的时候他在看球赛，我难过的时候他问都不问一句“你怎么了”。他给我的不是爱，而是一种习惯——习惯了我的存在，就像习惯了家里那台冰箱，只要还在运转，就无需多看一眼。
“何静。”林锐忽然叫我的全名，和方远一样，但声音不一样。方远叫我的时候声音低沉温柔，像春天的风；林锐叫我的时候声音更厚实，像秋天的落叶，“我能叫您何静吗？”我看着他。他的眼睛在阳光下很亮，眼尾有细细的纹路，是那种笑起来才会有的纹路。
“可以。”我说。
“何静。”他念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又是这句话。方远也说过类似的话。我在心里苦笑，男人说来说去都是这几句，可女人偏偏就吃这一套。因为在这些话里，女人听到的不是“你温柔”，而是“我看见你了”。对于我这种被丈夫视若无物的人来说，“被看见”这三个字，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有杀伤力。
“你不太了解我，”我说，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好不好不是别人想象的，是自己感受到的。”林锐说，“我跟你聊天这些天，每次都很开心。你说话不急不慢的，什么事都替别人着想，对学生有耐心，对家庭负责任。这样的女人，现在不多了。”我被他夸得有些不知所措，尤其是“家庭”两个字，对那时的我来说有种深深的负罪感。我低下头笑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裙角。“你太会说话了。”“不是会说话，是真心话。”他伸出手，轻轻碰了碰我放在膝盖上的手背。他的手指比陈建国的长，指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整齐。触碰的力度很轻，像一片落叶落在手背上，“何静，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问。”“你幸福吗？”我抬起头看着他。
这个问题，陈建国从来没有问过我。方远也没有。这是第一次有人问我，你幸福吗？
我说不出来。
因为我不知道答案。我看起来什么都有——工作稳定，家庭完整，孩子健康，老公其实对我也很好。我应该幸福。可如果我真的幸福，为什么会躺在方远的床上？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和一个不是丈夫的男人独处？为什么会在这句话问出口的瞬间，眼眶发酸？
我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林锐没有追问。他收回手，转过身看着前方的湖面，安静了很久。夕阳把他的侧脸镀上一层金色，下颌线在光影中格外分明。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