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开始，他几乎每天都会给我发消息。
时间很固定，通常是晚上九点以后，林昊天写完作业、他忙完一天的事情之后。内容也很固定，开头一定是“何静老师”，然后聊几句林昊天当天的表现，接着不露痕迹地把话题转到别处。
他问我：“何静老师平时有什么爱好？”我回复：“看书，散步。”他问：“看什么类型的书？我也喜欢看书，最近在读一本关于家庭教育的。”我回复：“小说比较多。”他说：“那下次见面我可以推荐几本给你。”“下次见面”这四个字被他用得轻描淡写，好像我们之间有很多个“下次”一样。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舒服。也许人家只是热情，也许家长对老师客气一点是正常的。
因为方远的事情，我本来就心情烦躁，实在是没什么陪他聊天的兴致，总是以各种理由结束话题。“我要去备课了”“朵朵在叫我”“我先睡了”——这些借口我用了一遍又一遍，林锐每次都回复“好的，您忙”“晚安何老师”“早点休息”，从不纠缠。
但当时我并没有发现，那些消息，那些看似不经意的问候，正好填补了方远离开后留下的巨大空洞。
方远的消息越来越少。他去省城挂职的第三周，我们的联系频率降到了冰点。有时候他两天都不发一条消息，我发过去，他要过七八个小时才回，内容永远是“忙”“在开会”“晚点说”。那个“晚点”永远不会来。我问他周末能不能见面，他说周末要陪领导考察。我问他下周呢，他说下周也排满了。
我不是傻子。我知道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里的分量变轻了是什么感觉。方远刚去省城的时候还说“半年很快”，现在连“很快”两个字都懒得说了。
有一天晚上，我忍不住给他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那头很吵，像是在饭局上。有人在划拳，有人在笑，有杯盘碰撞的声音。方远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不耐烦的急促：“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我说。
“我在陪领导吃饭，回头再说。”他挂得很快，快到我连“好”字都没说完。电话那头传来“嘟——嘟——嘟——”的忙音，我握着手机坐在沙发上，眼泪掉了下来。朵朵在房间里写作业，陈建国在阳台上接一个工作电话，没有人看见我哭。我哭得很安静，眼泪一颗一颗地砸在手机屏幕上，屏幕上的字变得模糊——方远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是“回头再说”，再也没有下文。
那天晚上，林锐的消息照例在九点准时到达。
“何静老师，今天昊天回来跟我说您上课讲了一道题特别有意思，他很喜欢您的讲课方式。”我擦了擦眼泪，回复道：“谢谢昊天喜欢，他最近上课很认真。”“都是您的功劳。何静老师，您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我随便猜的，别介意。”我愣住了。
我回复的消息明明很平常，没有什么异常。他怎么看出我心情不好的？我翻了翻刚才发出去的那行字——“谢谢昊天喜欢，他最近上课很认真”——这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语气正常，用词正常，标点符号都正常。
是我想多了，还是他的感觉太敏锐了？
“没有，挺好的。”我回复。
“那就好。何静老师，您要早点休息，别太累了。”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方远已经很久没有跟我说过“别太累了”这种话了。方远以前也说过，在古镇的时候，在沙滩上的时候，在他还把我当成宝贝的时候。可现在，那个说这话的人，在省城的饭局上推杯换盏，连一分钟都不愿意给我。
而林锐，一个认识还不到一个月的家长，一个我说不上有多了解的男人，却在我最脆弱的时候，给了我最简单的温暖。
我知道这很荒谬。我知道一个已婚女老师不应该从一个已婚男家长身上寻找温暖。我知道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方远已经让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不想再走得更远。
可是，温暖这种东西，一旦尝过了，就戒不掉了。
我盯着林锐的头像——那片高尔夫球场——看了很久。对话框里，他最后那条消息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何静老师，您要早点休息，别太累了。”我打了两个字，发送。
“谢谢。”从那以后，我和林锐的聊天变得频繁起来。
每天晚上九点，他的消息准时出现，像上了闹钟一样。我有时候秒回，有时候故意等几分钟再回，但从来不会不回。那些对话成了我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就像以前期待方远的消息一样。
方远在省城越来越远，林锐在手机里越来越近。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许什么都不意味。也许我只是太寂寞了，寂寞到连一个家长的客气话都能让我心跳加速。也许我只是太需要一个出口，一个能让我从方远离开的空虚中暂时逃离的出口。
可是，那个出口的另一边，是一个比我想象中要危险得多的男人。
而我，正在一步一步地走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