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蕾丝内衣、黑色的薄打底衫、高领毛衣、呢子大衣。一件一件穿回去。
穿好之后,我站在床边看了许哲一眼。他睡得很沉,年轻的脸上没有任何防备。
我没有叫醒他。
从包里拿出一张便签纸,找了一圈没找到笔,最后从床头柜的抽屉里翻出一支铅笔,笔头秃了,但还能写。
我写了一行字:“走了。芒果很甜。——何姐”
把便签纸压在芒果盘旁边。盘子里的芒果还剩几块,已经不新鲜了,氧化发黄。
然后我拿起包,打开门,走了出去。
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我在昏黄的灯光中走下楼梯。
走到一楼的时候,我停下来,靠在楼道墙壁上,拿出手机。
陈建国昨晚发了三条消息。第一条:“哦,知道了。”第二条:“朵朵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第三条:“我睡了,你回来小声点。”
没有一条问我“你在哪”“和谁在一起”“什么时候回来”。
我把手机收回包里,推开了单元门。
十二月的清晨很冷。天还没全亮,灰蓝色的光从东边漫过来。我的车挡风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上车,发动引擎,打开暖风和除霜,等了五分钟才开出去。
回家的路上,经过了一家早餐店。买了一杯热豆浆和一个茶叶蛋,在车上吃了。
把车停在小区门口,没有立刻上去。坐在驾驶座上,靠着椅背,闭上眼睛。
脑子里有很多东西在转。
方远的脸。林锐的身体。许哲年轻的模样。陈建国的沉默。朵朵的笑声。
睁开眼,看着挡风玻璃上的霜,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流。
“何静,”我对自己说,“你想好了?”
没有答案。
那天回家之后,一切如常。
陈建国已经起来了,坐在餐桌前吃早饭,看到我进门,抬头看了一眼,说了一句“回来了”,然后继续低头喝粥。
朵朵从房间里跑出来,抱住我的腿说“妈妈你终于回来了”,我蹲下来亲了亲她的额头,说“妈妈昨天学校有事”。
没有人问我“什么事”。
没有人问我“和谁一起”。
没有人问我“为什么一晚上不回来”。
走进卧室,换了家居服——一件灰色的宽松卫衣,一条黑色的运动裤,头发扎成丸子头。我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看着里面的女人。没有化妆,没有高跟鞋,没有呢子大衣。
这个女人看起来很普通。
可我已经不是那个何静了。
那个何静会为了一条没有及时回复的消息辗转反侧,会为了一个男人的冷淡失魂落魄,会在深夜里一边自慰一边掉眼泪。
现在的何静不会了。
不是因为她变得坚强了,而是因为她想明白了一件事——快乐是自己的。
这个道理,我花了两年才想明白。
从认识方远到现在,两年了。两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连自己需求都不敢正视的贤妻良母,变成了一个可以主动走进一个年轻男人家里、主动脱掉衣服、主动引导他触碰自己的女人。
我不再需要别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我不再需要男人的承诺来填补内心的空洞。
我不再需要等待谁的“晚安”才能入睡。
这很自私。我知道。
可我不在乎了。
和许哲的关系,在那天晚上之后,进入了一种新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