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声响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从方远到林锐，我一直在用取悦换取关注——他们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什么时候要我就什么时候给。我以为这是在经营关系，其实只是在乞讨。我把自己活成了他们的附属品，他们的时间表、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性欲、他们的需求永远排在我的前面。
那我要什么？我有多久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了？
我站在天桥上看着下面一辆辆闪过的汽车，就像那年三月到现在的每一个日夜。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别人给的快乐，随时可以收回。只有自己给自己的，才是真的。我不想再等了，不想再依附了。从今天起，我要做让自己开心的事——不在取悦谁，只是为了我自己。
我拿起手机，打开了许哲的对话框，做了一件我这辈子做的最疯狂的事。
我打了一行字：“许哲，晚上你在家吗？”发出去之后，我盯着屏幕，看着“对方正在输入”那几个字闪了闪，又消失了。过了大概一分钟——也许更久，他回复了：“在。”“嗯，把你家地址发给我。”“几点？我等你。”“下午六点。”“好。”极为简洁的对话。我们都没有说破，但我们都心知肚明即将发生什么。这种默契让我觉得既紧张又安心——他也许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他什么也不会问，他只是说“好”。
看完地址之后，我把手机揣进兜里，深呼吸了好几次，看着天上的云，收回目光然后转身—走向家的方向。
我在干什么？
我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没有等答案。因为答案我早就知道了——我在做一件我想做的事。不是为了取悦许哲，不是为了填补林锐留下的空档，不是为了报复谁。就是单纯地、自私地、毫不犹豫地，为我自己的欲望做一次选择。
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等别人给我快乐。方远给我，我就快乐；林锐给我，我就快乐；他们不给，我就不快乐。我的情绪像一只被人牵着的风筝，线在别人手里，风往哪里吹，我就往哪里飞。
他们所做的一切，有时连一句多余的解释都没有。他们有自己的事我理解，但我就是不开心。觉得自己做的这一切都荒诞极了——我把自己活成了什么？一个随叫随到的备胎？一个永远排在客户、孩子、妻子之后的性欲工具？
不。
我不想再这样了，你们有欲望就可以随时找我，我有欲望就要自己忍着。这一刻，我的心态彻底变了，变的不在迷茫，变的不在患得患失，变的不在去在乎他们给我的情绪，我只要快乐，快乐的活着，是自己给的快乐。
走到小区门口我看了看时间，下午五点半。从这里到许哲发给我的地址，开车大概要二十分钟。我还有半个小时。
我发动了车，没有回家，没有给陈建国打电话，没有做任何解释。我把手机设成静音，扔进副驾驶的包里，然后踩下油门，汇入了晚高峰的车流。
许哲住在城东的一个老小区，离健身房不远。我按照导航开进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区没有地下车库，路面停满了车，我绕了两圈才找到一个窄得几乎停不进去的车位。
倒车的时候，我的手机在包里震了好几次。我没有看。我知道那也许是陈建国问我几点回去，也许是朵朵想跟我视频，也许是谁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已经到了。
我熄了火，坐在车里，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楼号和单元门。许哲住在四楼，没有电梯。我深吸一口气，推开车门，冷风灌进来的瞬间，我打了一个哆嗦。
十二月的傍晚，还是很冷的。
我裹紧呢子大衣，走进单元门。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我跺了跺脚，一楼的灯亮了，昏黄的，照在满是灰尘的台阶上。墙上贴满了小广告，楼梯扶手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生锈的铁。这个地方和林锐的公寓、方远的小区都不一样。它不体面，不精致，甚至有些寒酸。可它真实，真实得像许哲这个人——不装，不藏，把自己原本的样子摊在你面前，你要就要，不要拉倒。
我爬到四楼，站在401的门前。门上贴着一副褪色的春联，福字倒着贴，边角已经翘起来了。
我抬起手，犹豫了三秒钟，敲了门。
门几乎是立刻就被打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