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向道“汪书记当面，我焉敢如是说？不管如何，这几十年来，咱们的国企，也为咱们的国民经济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又怎敢只念过不记功？再者，我批评的是咱们现在的国企生存状态，而非过去的经营模式，因为时代在变化，事物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变换，曾经适应时代、适应企业发展的模式、经验，到了如今，也有可能成了累赘、包袱。”
“不说别的，咱们就拿那条咱们绝大多数国企都实行的另类封建世袭制的“父子子继，兄终弟及”来说，这不就是天大的弊端么？假若老父是厂子里高级技工，而儿子只是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傻小子，可这个家庭生怕儿子将来顶不上老子的班，身为高级技工的父亲几乎一定会早退几年，舍弃更高薪级的退休金，而也要让自己儿子顶上自己的班儿，而我们的工厂通常都是极讲人情的，这么一来，工厂某些人的人情做足了，厂子里少了一名能创造高额利润的技工精英，却多了名混日子、吃白食的小子，您说说长此以往，国企的效益怎么维持。“
“而我说的这个现象，想必汪书记您也多有了解，就这个现象，在咱们共和国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广泛存在，除此以外，像什么生产靠哄，销售靠政府，资源调配靠人情，厂子黄了靠救济，如此下去，怎么得了？汪书记，咱们的国企黄了，还有政府收拾烂摊子，可这收拾烂摊子的花费，可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从农民手中挤出来的，这些年，就苦了咱们农民兄弟，而咱们农民兄弟的无私奉献，不就指望国企强了，咱国家也强了，好能反哺他们。”
“如今，国企普遍呈现这种状态，您说咱们拿什么反哺十亿农民？？？”
薛向前世是孤儿，虽未做过农民，却始终对农民怀有最深沉的感情，这点从他主政靠山屯、萧山便可看出，他施政也总是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最先为百姓考量。
此刻，他论述国企危机，最终又回到反哺农民的立场上来，便是他这种情怀的根本体现。
却说薛向言罢，满场久久无声。
袁克利、汪紫衣早在薛向叫出“汪书记”那刻，已经开始揣测他的身份，初始听他道出个什么“李铁山伯伯”，汪明慎面色大变，众人皆以为此人是汪明慎曾经的某位叫李铁山的老领导的后人。
可这会儿，又见薛向正襟危坐，同他们眼中高不可攀的超级大人物汪明慎坐而论道，这帮人的眼珠子都要惊爆了。
更不提，薛向的剖析，深入浅出，有理有据，就是从不曾在工厂干过的他们，也知道若是国企普遍皆如薛向所言这般，那真是离死不远，不改革不行了。
尤其是，听到薛向论述完农民悲苦的沉重一叹，不仅是汪紫衣等人心中一颤，便是汪明慎已经耷拉下来的眼皮，也忍不住一跳。
薛向这一叹，是由心而发，还是作伪，以汪明慎的城府和眼力，一眼可辨。
霎时间，汪明慎对薛向的印象虽不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观感却是好了不少。
没办法，这个年代的老干部，几乎都经历过那段最苦难的年代，对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最深，汪明慎虽是书香门第出身，可在窑洞岁月，也侍弄过田地，深知种田不易，更知道国家的政策，为了使得工业大发展，对农业和农民的帮扶不够不说，还压了不少担子。
是以，此刻，薛向这沉重一叹，让他感同身受。
不过，感叹归感叹，对汪明慎这种学者型干部来说，感情分并不能左右论战成败结果，只见他伸手抬了抬，作了个请薛向喝茶的手势，便又道“你说的这些问题，或许都存在，也着实不小，但我不认为，这能作为否定国企存在的根本依据，因为你说的这些问题，都是能通过技术性层面的改革来解决的，并不如你在文章中说到的，需要通过改变所有制形式，来引入什么竞争机制，这样搞是要天下大乱的，咱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形式，就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归属上，你这里要从根子上否决社会主义制度么？”
薛向还真没仔细研究过汪明慎的履历，只凭习惯性认识，认为这也是个泥腿子出身的老革ming、老前辈，此刻，听他反击犀利，切入点精准，立时，就知道自己此前的认识出现了重大偏差。
但听薛向道“汪书记，首先，我要纠正您的是，我从没有否定国企存在的必要性；其次，转变所有制形式，也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生产资料归属，在我看来，所有制的重点应该体现在控制力上，而不应该以多寡而论，在所有制上，我们国家继续控制了石油、粮食等这些主宰经济命脉的产业，放开其他行业，引入私营，引入竞争，既搞活了经济，也动摇不了我们的政权，更改变不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本质，这岂非两全其美，况且，我始终认为其他所有制形式也是我们全民所有制的一个极重要的补充，就如同咱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般，虽然转变了经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