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浪兼天，舟中不知惧，而舟外者寒心；猖狂骂坐，席上不知警，而席外者咋舌。故君子身虽在事中，心要超事外也。
波涛滚滚，巨浪滔天，坐在船上的人不知道害怕，而在船外的人却感到十分恐惧；席间有人猖狂谩骂，席中的人不知道警惕，而席外的人却感到震惊。所以有德行的君子即使身陷事中，也要将心灵超然于事外才能保持清醒。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意外得到了一只漂亮活泼的小鹞（即雀鹰，可帮助打猎），喜出望外，戏逗入迷。忽见魏征进来奏事，怕魏征责怪自己玩物丧志，忙将鹞子藏到怀里。魏征佯作没看见，却故意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没了。等魏征退下，唐太宗才敢取出鹞子，可它早已被闷死了。又有一次魏征出外办事，回来后对李世民说：“听说陛下要外出巡幸，浩大的装备都已布置妥当，怎么迟迟不动身呀？”唐太宗笑着说：“前阵子有此打算，想到卿必定要来劝谏阻止的，所以干脆在卿谏阻前打消了念头。”魏征是贞观年间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谏官，在短短的几年里，魏所陈谏的事情多达200余件，且多被采用，深得唐太宗的赞赏。
魏征虽然有名，但当时敢于直言忠谏且劝谏有功的大臣绝非只有魏征一人。贞观年间，君臣共商国事，谏诤蔚然成风。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的特异光彩，也是唐初“贞观之治”之所以引人注目的重要方面。像王、刘洎、房玄龄、褚遂良、杜如晦……甚至包括长孙皇后，都是敢于忠言犯颜且卓有成效的进谏者。
王被荣封为侍中，便奉诏入谢。见有一美女侍立在李世民身旁。王觉得面熟，便故意盯着美女看。李世民只好向他说明：“这是庐江王李缓的姬人。李缓听说她长得漂亮，就杀了她的丈夫而娶了她。”王听后故意问：“陛下认为庐江王做得对还是不对？”李世民答：“杀人而后抢人妻子，是非已很清楚，何必要问？”王说：“臣听说齐桓公曾经向郭国遗老询问郭国败亡之因，遗老说是因为善的不用而恶的不除。今陛下纳庐江王侍姬，臣还以为圣上要肯定李缓的做法，否则便是想自蹈覆辙了。”李世民一惊，接着说道：“不是卿来提醒，朕差点要怙恶不悛，坚持错误了。”等王一离去，李世民即把美女放回娘家去了。
贞观六年三月，一次罢朝后，唐太宗大声怒骂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田舍翁！”长孙皇后忙问田舍翁是谁。唐太宗道：“就是魏征！他多次在我身边絮叨，还常在大廷上屈辱朕躬，必杀了他，才泄朕心头之恨！”长孙皇后听后大吃一惊，随后赶快退下。一会儿，她正儿八经地换上了上朝司礼用的严整朝服，向唐太宗拜贺道：“妾听说君主清明，臣下才会忠直。当朝既有魏征这样的忠直之臣，便可以想见陛下当政无比圣明了。”唐太宗听后，立即转怒为喜了。
贞观年间谏诤之风盛行一时，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实在是举不胜举。当时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旧部新进，甚至宫廷嫔妃，都不乏直言切谏之人。人们不禁要问：“何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单单在贞观年间出现如此令人惊喜的开明局面呢？”
这不能不归功于唐太宗“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的“采言纳谏”之计了。魏征说得好：“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如果陛下本是个不愿采言纳谏的君主，下臣们哪里敢触犯忌讳，以卵击石呢？”唐太宗非常欣赏“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哲理。有一次，他把生平所得而珍藏的数十张“良弓”送给工匠验看，不料工匠看后却说，这些弓木心不正，脉理皆邪，统统不是良弓。于是唐太宗感叹说：“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既然人无完人，就只能依靠“采言纳谏”来弥补。他对大臣们说：“朕高高居于皇位，无法看清天下的各种细节。卿等分布各处，应该力求像朕之耳目一样，帮助朕增长见识。”
唐太宗既深知不“采言纳谏”，必使自己愚昧固执，使国家昏暗衰败，因而千方百计要使“采言纳谏”之计得以切实施行。因此，他竭力鼓励极言规谏。早在他刚被立为皇太子时，就“令百民各上封事”，广泛提出治国意见与建议。登基后，为打消臣下进言的顾虑，力求使自己和颜悦色，诚恳和气，并多次表示，即使是“直言忤意”，也决不加以怒责。
不仅如此，唐太宗还从制度上来促进广开言路、“采言纳谏”的施行。他沿袭了隋朝三省六部制，同时又让一些职位稍低的官员以“参与朝政”的名义，加入最高决策层。特别规定重要政务都须经过各部门商量，经宰相筹划，认为切实可行时，再向他申报。如果诏书有不稳妥之处，任何人都必须扣住，不准顺旨便立即施行，而应恪尽臣下上谏之责。唐太宗还特别重视对谏官的选择，并敢把杰出的谏官一步到位提到宰相的位置。
一个人做事就怕迷惑于事中却不自知，这样可能会把谬误当真理，把错误当正确。而要超然于事外，超脱于尘世，除了要有自身的高尚修养与较好素质，还要学会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多了解实际情况，所谓当局迷而旁观清，偏信暗兼听明。人处于事中不仅易迷且往往被其势所左右，变得**磅礴，不能理智思考，冷静处之。故处事应身在局中而心在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