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3月至1910年2月，两年的时间里，孙中山相继点燃了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和广州新军起义的烽火。1911年4月在广州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集中了同盟会的人力、物力，但失败相当惨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人萌生失望情绪，对前途丧失信心，孙中山多次给同志们写信，以“成功之期，决其不远”来鼓舞大家的斗志，同时又为新的武装斗争而积极筹款策划。
武昌起义的炮火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很快，政权被袁世凯窃取。1913年3月发生的宋教仁遇刺案，使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独裁、卖国的真实面目。他从日本赶回上海，坚决主张武力倒袁，7月份打响反袁“二次革命”的第一枪，但是由于内部涣散，不到两个月，斗争就失败了。孙中山再一次被迫逃亡日本。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他依然表现出大无畏的舍己精神，他表示，只要此身尚存，革命之心就不会改变。
袁世凯死后，军阀之间又展开了你争我夺的混战。孙中山坚持共和体制理想，举起维护《临时约法》的大旗。1917年，他依靠一些与北洋军阀有矛盾的西南军阀，在广州组织了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然而那些军阀并不是真心拥护共和，只是欲图借孙中山这块牌子，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不到一年时间，孙中山洞悉“南与北为一丘之貉”，便愤然辞去了大元帅职务。
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以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他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纲领，广泛宣传革命理论。1920年11月，孙中山在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重回羊城，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次年5月5日，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就在这紧要关头，与北洋军阀早有勾结的陈炯明突然叛变，炮击观音山总统府，并备足了20万元现款，作为谋害孙中山的赏金。孙中山逃出总统府，登上永丰舰。叛军向总统府冲锋十几次，都被总统府卫队击退，叛军死伤300多人。宋庆龄头戴草帽，身披雨衣，在混乱中脱险而出。后又化装成农村妇女，一名卫士扮作贩夫，第二天才找到永丰舰，和孙中山会合。
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统治，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在北上途中，就觉得肝区疼痛加剧，面色更加黝黑，但他不顾自己的身体，仍约见记者，号召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
多年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使孙中山积劳成疾，确诊为肝癌，于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还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弥留之际，还在断断续续地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他的伟大历史功勋万古长存。但中山先生一生留给中国历史、中国人民的最宝贵的财富，与其说是他的伟大功绩，不如说是他的伟大人格。他“尽瘁国事，不治家产”、不争“地位权力”的舍己为国的崇高品质，是修身的伟大典范，具有不朽的感召力。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超阶级、超党派的敬仰。作为“国父”，中山先生当之无愧。
舍己是紧要关头的自我牺牲；施人则是几十年如一日地自愿奉献。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表现方式上则有所区别。对舍己而言，如果没有理想追求，没有平日的修省做基础，那么在舍己的关头就很可能退却。从古至今无数的先贤、英雄，因为他们志向远大，品质高尚，所以在生命与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之间，他们毫不犹豫地舍生成仁，青史永垂。施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热情帮助别人，为了让别人活得更好些，自己默默奉献。像孙中山就是典型，他有伟大的理想，有甘愿奉献的精神，所以现在人们敬仰他、怀念他，因为他代表了一种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比起这样一种胸怀，那些施人一惠便图回报，助人一次便想金钱的形象的确渺小、苍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