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包侧袋里，那本《成都街巷志》露出一角。那是和苏芷一起做的第一个项目——为这本书画插画。我们花了整整两个月，走遍书里提到的每一条街巷，她拍照，我做笔记，然后回去她画图，我写文字。书出版那天，我们买了十本，送给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文字和图像可以如此紧密地长在一起，像两棵互相依傍的树。
手机在口袋里持续震动。我掏出来，是房产中介，问我房子还续租吗。我回了个“续”，然后关掉了数据网络。世界突然安静下来。
列车穿过隧道，窗玻璃倒映出我的脸——下巴上冒出的胡茬，眼下淡淡的青黑，还有那种我自己都陌生的、近乎空洞的眼神。我移开视线，看向窗外。
山开始多起来。隧道连着隧道，光明与黑暗交替闪过。每次冲出隧道，迎面而来的光都会让我眯起眼睛。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起苏芷画画时的侧脸——她总是微微蹙眉，嘴唇抿成一条线，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时我常偷偷看她，觉得专注的人有种特别的美。
现在我知道了，那种美来自一种确信——确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确信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有意义。
而我弄丢了我的确信。
乘务员推着餐车经过，我要了一瓶水。邻座的大叔在剥橘子，清甜的香气飘过来。他递给我一半：“尝尝，自家种的。”
我愣了一下，接过来说谢谢。橘子很甜，汁水饱满。
“小伙子去哪儿啊？”大叔问。
“康定。”
“哦，好地方。这个季节去，新都桥的叶子该黄了。”大叔擦擦手，“一个人？”
“嗯。”
“挺好。”他点点头，没再多问，转头看自己的手机去了。
挺好。是啊，挺好。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光标在空白页面上闪烁。我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再打，再删。最后只留下一个标题：
《离开成都的第一天》。
然后我写下第一句话：
“凌晨四点半，玉林西路还在沉睡，而我已经决定不再等待天亮。”
写到这里，我停下来。列车正经过一片河谷，晨光照在蜿蜒的河流上，碎成千万片金色的光斑。我举起手机想拍，却在按下快门前放下了。
有些风景，注定只能属于眼睛。
我继续写：
“这座城市教会我两件事：一是火锅要配香油蒜泥，二是有些人一旦错过，连道歉都显得多余。我带着第一件行李，试图把第二件留在原地。”
文字从指尖流淌出来，没有斟酌，没有修饰。就像打开了一道闸门，所有淤积的、浑浊的、不敢细看的东西，都随着列车的节奏倾泻而出。
我写玉林西路的凌晨，写仙人掌开花的样子，写一只叫尘尘的猫，写冰冷如手术刀的目光，写便利店塑料袋在雨夜里的反光，写那个最终没能扔出去的烟灰缸。
写到最后，手指微微发抖。
邻座的大叔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我合上电脑，看向窗外。景色已经完全不同——高山，草甸，偶尔掠过的藏式民居。天空是一种从未见过的、近乎透明的蓝。
手机没有网络，但时间还在走。上午十点十七分。
我忽然想起，这个时间，苏芷应该已经起床了。她会先给尘尘添粮换水，然后煮咖啡，坐在窗边看一会儿书或者画稿。周一的上午，她或许会去工作室——那个已经不属于“我们”的工作室。
她会不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个曾经和她共用一把尺子丈量这座城市的人？
列车广播响起：“前方到站，雅安。”
我该下车吗？还是继续往前？
背包靠在脚边，笔记本电脑还温着。窗外，雅安站的站牌缓缓滑入视野。
我站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背包。
就先到这里吧。在这个以雨闻名的城市，歇一歇脚。至于明天要去哪里，等明天再说。
至少现在，我在路上。
而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