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魏铭水看见了结果。( )几个穿黄军装的士兵架着接手“荣利饭馆”的新老板从店里出来。这个新老板挣扎着回头喊叫，似乎在分辩自己的冤枉。但他很快被塞进一辆吉普车里。店里的伙计都被驱赶出来。一个士兵在店门上贴上封条。
魏铭水心中恐惧。他如果早到一会儿，可能就是他被那些士兵架走了。现在，那个倒霉的新老板，明显是他的替罪羊。
这个时候，魏铭水只能低着头悄悄离开。他不能不想到，正如两天前夜里，右少卿曾经说过的那样，组里一旦有人被捕，立刻就会招供，把全组的人都出卖了，其中自然也包括他。
又一阵小雨扑在他的脸上，武汉一月的寒风一直吹进他的心里。
此时他已经血本无归，这个已经不算什么了。他必须考虑现在去哪里。
他是昨天下午搬的家。毫无疑问，原来的住处，他绝对不敢再去了。问题是，新的住处他敢回去吗？昨天下午，是古占标帮他搬的家。古占标现在情况如何，他一点也不知道。如果古占标也被捕，那么，他的新住处里一定会有军管会的士兵。
魏铭水先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两天，然后在郊区租了一间小平房。他告诉房东，他是从乡下来投亲戚的，但亲戚出门了，要一个月后才回来。他就此在那间小平房里住下来。他白天不敢出门，只到夜里时才出来到街上转一转。
一个月后，他在东菜场的布告栏上看见右少卿给他的留言。这之后，是右少卿逐一与组里的弟兄建立了联系。但她只找到六个人，包括魏铭水。组里还有四个人下落不明。
也就是在这几天里，魏铭水才从刘溪手里，看见那封局本部发来的电报。短短一个月，武汉第五潜伏组已经天翻地覆，时过境迁了。“按照战时军法条例处置”，已经变成对他极大的讽刺。他苦恼地摇摇头，将那封电报撕成碎片。
经过这次惊吓，他已不敢再轻视右少卿说的每一句话。从弟兄们的眼睛里，他也看见对右少卿的敬意。
经过一番小心谨慎的探听，他终于得知那四个弟兄的下场。仅仅因为这四个人曾经在一起商量过，搬到哪里比较好，希望和弟兄们住得近一点。而其中一个人一时偷懒，晚走了一天，就被军管会的士兵逮捕。他立刻就招供了。那三个人，也因此而落网。魏铭水弄清楚这些情况时，这四个人已经被军管会枪毙。
更吓人的是，魏铭水和剩下的弟兄，他们的原住地和工作单位，都遭到军管会士兵的搜查。他们只是按照右少卿的警告，早走了一天而已。
情况对魏铭水来说，似乎还不够糟糕。一九五〇年三月，全国开始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后来被简称为“镇反”。但这个“镇反”运动却绝不简单。
右少卿与所有人恢复联系后，重新检查安排了每个弟兄的居住地和工作单位，并对每个人提出严厉警告，不得与其他组员联系，即使在大街上碰见也不得相认。在单位里老老实实工作，不准说任何多余的话。
甚至连魏铭水也不得与他的组员见面。所有组员只由右少卿一人负责联系。所谓“联系”，也不过是定期和每一个人打一次“照面”，知道这个人没有被捕罢了。
在那段时期里，魏铭水在一所小学里当总务，认认真真地管理库房里的纸张、作业本和粉笔。右少卿警告他：“你连一根大头针都不能丢。”他一有空时，就是看报纸。凡是涉及“镇反”的文章都仔细阅读。让他惊恐的是，一些曾经和他在一起参加过秘密会议的潜伏组组长，不断出现在报纸上。报纸上对这些人用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他们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供认不讳。”
魏铭水和他的弟兄们，整整隐藏了六个月，才逐步建立联系。他从刘溪交给他的第一封局本部来的电报中，隐约察觉，他们是武汉市仅存的潜伏小组。
他们这个小组，也正是从这个时候才逐步开始活动的。而他们的每一次活动，都是由右少卿严密策划，然后谨慎安排实施的。
魏铭水小组的全部“活动”，就是向台湾的局本部提供情报。这个“情报”，是由右少卿规定搜集范围，由组员们分头收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