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很快被带了上来，这两人是正月初三逃过长江的，又花了三五日东躲西藏穿过泰兴、海门等地，回到清军控制区。尼堪初次召见他们时，大约是正月初九，距离如今已经过了快十天了，
原来，是尚善和李成栋，为了减轻自己兵败而逃的罪责，一开始就对好了口供，咬死他们不知道多铎到底死没死，只说自己突围时没有明确音讯，是听了张存仁让他们突围求援的命令，他们才突围的。
毕竟，奉命突围求援是功劳，主帅战死他们却败逃，那就是大罪了。
要是朱树人此时此刻能在清军主帅大营内，再听一次尼堪、满达海对尚善等人的盘问，绝对会恍然大悟，真相大白：
原来多铎都死了二十天了，清军却还想着救援，都是这两个家伙搞的鬼！是这俩人把自己的生死荣辱、家族利益置于了国家利益之上，想打个时间差开脱罪责！
当然了，考虑到尚善和李成栋如今是清朝将领，朱树人肯定会很乐于看到敌营内部有这种顾小家不顾国家的三心二意者的。
此时，面对尼堪的再一次盘问，加上外人满达海的监督，尚善当然也不傻，继续一口咬定：他们走的时候，多铎确实还没死！
尚善一边说谎，一边内心是这般自忖的：“跟着咱突围的，只有数百士卒，还有那么多人死在半路上了，普通士卒也不知情。还不是我和李成栋互为人证、咬死不放，就死无对证了？
蒙军旗的觉罗果科他们虽然也逃回来了，但他们是决战战场上直接被打崩后沿着江边突围的，他们比我们走得早，他们走的时候王爷也确实还没死，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当了逃兵后、王爷具体什么时候死的？咱是王爷身边最后一批突围的，就不可能有人能拿出铁证戳穿我们！”
尚善咬定了这一点，他就觉得自己在清军内部的战败责任分配方面，能尽量占到优势——他们走得晚，就可以指责走得早的人放弃友军，单独逃命。
蒙古正红旗的觉罗果科如果想学尚善，把自己的败逃说成是“奉命突围求援”，尚善可以证伪，因为尚善在多铎身边留的时间更久、走得更晚，他可以和李成栋串供，证明多铎没让觉罗果科突围！他只是被打崩了！反之则不行。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十天，尚善和李成栋完全没有承担任何罪责。
这就好比先帝死了的时候，拿着草诏时间越晚的先帝遗诏，法律效力才越高——
你手上或许也有先帝遗诏不假，但你拿到遗诏的时候，先帝有断气么？
什么？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你走了之后、先帝断气之前的这最后一段时间里，先帝有没有改主意呢？
咱手上这道遗诏，时间比你晚，而且拿到手之后，咱是眼睁睁看着先帝咽气的！所以要按这最后一道遗诏办！
尚善和李成栋在生死逃亡那几天里，天天琢磨这其中的逻辑，自然是想透彻了，不可能有漏洞，今天自然也是一样。
但可惜的是，今天也有不一样的情况。
当天下午，就在尼堪和满达海“两堂会问”完尚善后，清军主帅大帐里，忽然有侍卫进来报信：
“禀贝勒，恰才休战之后，扬州城内有使者派出，说是要交涉劝说我军退兵的事宜，还说他们愿意送还王爷的尸身。”
原来，是随着傍晚攻城方休战，守城方趁着进攻方兵疲意沮的机会，派出了和谈使者。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时候派出使者，确实是最好的选择。要是一大早还没打的时候就派，攻城方只会觉得守城方这是怂了，反而容易士气大振。
先打一天，打得疼了再派，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以战求和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则和平亡嘛。
“什么？”尼堪和满达海终于难得地异口同声跳了起来。
他们这几天虽然多少有估计多铎遭遇了不幸，但始终没准信，事关重大也不敢随便定论。
直到此刻，多铎才因为他们的“观察者效应”，从“既死又生的量子叠加态”，坍缩到了纯死态。
满达海立刻就拎起尚善的衣领：“十五叔带了那么多精兵强将，就算被困在江南，不能靠着最后的骑兵冲杀劫掠周旋么？怎会被杀？尚善，你们之前是怎么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