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授意范文程反复如此鼓动，最后对他的绿营募兵工作，倒也确实颇有帮助。至少，在前明时，受益于南北漕运最多的几个人口密集城市，有无数冲天怨气之人，被清廷挑唆着参加了绿营。
北直隶的北京、通州、天津，山东的聊城、临清，那都是大运河沿线的重镇。原本都是人口百万的漕运城市。
虽然自从六年前，朱树人帮助父亲沈廷扬建议崇祯漕运改海，这些城市每年都有数万人、五年加起来有好几十万，被沈廷扬“异地就业安置”，或弄到南方屯田，或搞别的工商业开发，或用于海运水手，消化了不少富余劳动力。
但安土重迁，不愿意搬离家乡的人，每朝每代始终都是有的。有些人纯粹就是因为守旧，或者在原本的漕运事业上有绝对无法割舍的核心利益。
这些人吃瘪了几年，也不可能全都饿死。如今被多尔衮用漕运断绝问题、挑起南北方汉人内部的矛盾，这些曾经的码头工人、纤夫，也就成了清廷第一批绿营的主要拉拢对象。
多尔衮今年的二十万绿营，除了改编投降俘虏外，就指着这些码头工人纤夫当兵了。
当然，多尔衮这么干，在北方大地上激起的反抗自然也是不少的。
比如在山东地区，清军控制下的鲁西平原，此前就爆发了“满家洞”农民起义，那是从崇祯十七年初就开始了。
所谓的“满家洞”，原本是嘉祥、巨野等地一些农民军领袖如宫文采等人，利用山区边缘和大泽（巨野泽）各种山洞藏兵躲避官府搜捕、等官军退了再冒出来。
后来渐渐就发展到济宁这样的山东大城市，对抗方式也从依托大泽山洞，发展成了“地道战”，村村挖洞防止清军清乡杀人抢劫，遇到清军来三光就直接躲地道里对抗、转移。
原本的历史上，山东满家洞最后被豪格和阿巴泰联手平定，也是用了相当惨烈的、类似于后世日军的“囚笼策略”，彻底网格化封锁切断地道战义军的转移和补给。
最后宫文采为首的核心义军拒不投降，是被人吃人直至活活饿死的。
但现在，蝴蝶效应显然也影响到了山东的民变。因为南征不利，清廷在北方进一步横征暴敛解决钱粮不足，还要征兵绿营。山东穷苦百姓自然也更早更彻底看清了清军的嘴脸。
宫文采的挖洞对抗得到了更大面积的响应，而阿巴泰又因为被调走去接替死了的多铎，导致山东清军愈发空虚，只剩豪格一个人大权独揽对付山东民变。
豪格要求增兵、轮换部队作战，朝中的济尔哈朗也都顶着压力，要求多尔衮接受，以换取他对绿营政策的持续支持。
济尔哈朗的说法也很有道理：不是说朝廷的钱粮不支持继续大规模南征么？又说新编练的绿营也不能指望将来直接投到南方战场当炮灰，得先严加操练一年？
既然如此，干嘛不直接以战带练，直接把待训的新绿营去轮战平定满家洞，见见血练练胆！让山东的纤夫去杀山东的农民，用汉人的内战来练兵！
因为嫡系武装被极大削弱，多尔衮暂时也只能适度妥协让步，最后的结果便是大批纯新兵蛋子的新募绿营，被就近拉到山东战场，以低烈度的作战替代训练。
而掌握山东平贼大权的豪格，也因此机缘巧合，发现自己似乎有可能从此前内斗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但不管怎么说，多尔衮这一连串形同人吃人的操作，是把清廷的北方民心彻底撕裂了。
在钱粮不济的情况下，他们选择的就是找由头在内部重新划线、把人分成两部分，然后团结一部分人直接去抢去杀另一部分人，如此倒也能渡过钱粮危机。
毕竟人类文明哪怕一点新产出都没有了，靠杀大户抢富人挖掘存量财富，到了末世流都还能活好久呢。
顺治二年再惨，总比末世文里的状态要好，生产也还是有的，只是北方吃饭的嘴多出来了而已，把一部分杀了吃了，总归是够吃的。
被分润了好处的那部分人固然是可以刀头舐血，被培养出忠诚度，但被杀被逼到另一边绝境的百姓，却是怨气冲天，把清廷视为了生死仇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