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军团”会议后蚌埠方面倪嗣冲首先宣布安徽独立。随后河南、浙江、山东、直隶、陕西、奉天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这次北洋各省宣布独立，和以前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的性质完全不同；以前是南方各省反对北京政府，这次是北洋军人反对北京政府、以前的北京政府是掌握在北洋军阀大头子的手里，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只有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坐困公府，毫无抵抗力量。
由于北方各省宣布独立，新任阁揆的李经羲只好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黎迫切希望李到北京来就职，派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军事顾问金永炎到天津专程迎接，又派直系军人江西督军李纯前往劝驾。黎竟然把李当作是解救时局危机的唯一救星，以为只要他肯到北京来就职。就可以取得张勋的实力援助，制止独立各省进兵北京。可是这个久已想做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当国务总理已经到手的时候，却又没有做国务总理的勇气，一会儿说要往北戴河避暑，一会儿又说愿意让位于王士珍，坚决不肯来京。
独立各省纷纷把省长赶走，首先是陕西省长李根源被陈树藩软禁起来，逼迫他称病辞职。此外，独立各省普遍有任意扩充军队和扣留国税的现象。东北的张作霖乘机趁机吞并了冯德麟的二十七师，又成立了一个第二十九师，以吴俊升为师长，已经有了占山为王的架式。河南的赵倜把京汉路局全部收入截留。
在此时期，西南六省纷纷通电反对军人干政，反对解散国会。5月30日，湖南督军谭延闿通电主张调停，淮军老将姜桂题表示附和，并建议邀请冯国璋、张勋、谭延闿等到北京，与王士珍共同组织“调人会议”。孙中山则反对调停，电促西南六省兴师讨逆。国民党系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电劝独立各省取消独立，并表明海军始终保障共和的态度。李烈钧由上海到广州，拟率领在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北伐。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与李烈钧联名发出通电，发起滇、黔、川、湘、粤、桂六省联盟，并建议公推陆荣廷为盟主，请陆到广东“主持至计”、“遵守《约法》、拥护共和为始终不渝之宗旨”，又请冯国璋“坚持护法之心”。唐继尧通电西南各省，建议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遥戴黎为总统。
但是，西南六省内部也有问题，四川方面有川、滇军的冲突，广东方面有滇、桂军的暗斗。由于六省人民具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内战的共同意志，并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他们才不能不表示反对督军团的态度，其实并无出兵北伐的意图。
督军团的兵谏是用以欺骗黎的一个口号，如果黎屈服，他们即借口总统威信已失而将黎赶走。这是徐州会议的预定计划。黎元洪这时还想采避重就轻的方法，接受其中一二条，如改正宪法、摒斥佥壬，以平督军团之怒；至于解散国会，对民国说来简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他就提出“不违法、不恋位、不怕死”九个字来表示不接受的决心。
由于黎的态度逐步软化，原属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纷纷避难南下或者躲在六国饭店里观望风色，属于国民党在北京的报纸纷纷停刊，研究系议员则有80余人提出辞职以拆国会的台，国会不待解散已经形成瓦解。公府幕僚哈汉章、金永炎、黎澍也都提出辞职，黎一律予以批准。连不在佥壬名单之内的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副秘书长饶汉祥也都通电自请处分。但是黎的软弱不仅没有挽回时局的危机，反而助长了督军团的嚣张气焰，认为“兵谏”是打击总统的有效武器。
在督军团扣留路局车辆运兵北来的严重威胁下，困在公府的黎到处乞援求救，情急之下犯下大错，竟然电请张勋带兵进京“匡济时艰，共挽大局”。此举正中老张下怀，迅速带着6千多“辫子军”乘火车北上，进京“调解”。在徐树铮的操作下，一个为倒黎而不择手段的“复辟”阴谋开始了。
袁世凯死后，前清遗老们的复辟梦又开始蠢蠢欲动，而这一次，人称“南陆北张”的张勋真的带兵进京了，这下遗老们可真是喜出望外、要大干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