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掩人耳目并规避可能的国际指责，日军内部使用了一套严密的代号系统来指代这些违禁武器：
其中，“绿筒”指的是催泪性毒气，主要用于在步兵发起冲锋前扰乱守军阵地，虽不致命，但其强烈刺激性足以让防护简陋的中国士兵暂时失去战斗力。
更为阴毒的是“赤筒”，即呕吐性毒气，这是日军使用最为频繁的一类。它的目的并非立即致死，而是通过引发守军无法控制的剧烈呕吐，迫使他们摘掉简陋的防毒面具，从而暴露在后续跟进的致命火力或其他毒气之下，长时间暴露同样会导致窒息身亡。
而“黄剂”则代表着糜烂性毒气，性质极为残忍。它通常由重型榴弹炮远距离投射，用于长时间污染阵地、道路和村落，毒性可顽固残留数周，不仅造成守军严重且痛苦的伤亡，更旨在瘫痪其后勤与机动能力。
至于“茶剂”，属于血液性毒气，多在密闭空间或追求快速大量杀伤时使用，其在开阔地带的效力会因挥发而减弱。
在投放手段上，日军也无所不用其极：前线的轻型步兵炮和迫击炮负责发射催泪弹与呕吐弹；后方的重型榴弹炮则承担远程投放糜烂性毒气的任务；甚至连轰炸机也挂载着毒气炸弹，用于袭击后方的城市和兵员集结地；在近距离的壕沟争夺中，日军士兵甚至会逆风投掷或布放手投式毒气筒。
实际上，在这份“密电”请求抵达东京之前，军部与内阁相关阁僚早已就南京战局及可能采取的“特殊措施”进行了反复的磋商和激烈的博弈，并已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随后召开的御前会议，更多是将这一已在核心层形成的共识，正式呈报给天皇裕仁。
会议气氛凝重，军方代表陈述前线“困境”和使用“特种烟”的必要性。
天皇端坐其上，一如既往地沉默聆听着冗长的汇报，自始至终未发一言，最终以惯常的默许姿态，履行了“御准”的程序。
这既维护了天皇作为最高统帅的权威，又使其在形式上规避了直接下达使用违禁武器命令的责任。
决议既成，一道高度加密、措辞更加隐晦的指令，以“大陆指”的名义从东京大本营发出，飞向南京前线。
电文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批准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