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所谓清流也延伸出了三个词，『清议，清谈，空谈』，后人很多时候将其混淆，但实际上并不相等。
清议，最早出现在汉末。当时的清流者，通过议论时事，品评人物，对政治施加影响。在当时黑暗的政治现实下，清议具有一定激浊扬清的作用，但也有士族子弟借此沽名钓誉。
而清谈则是盛行于魏晋时期，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也被称之为『清言』。迫于政治环境的高气压和社会氛围的诡谲，当时的士族名流，不谈国事，不言民生，专谈老庄、周易，以虚幻度日。
而空谈么，则是特指很多东西，都停留在理论、传播在口头，并没有被实践，最终的结果是造成了政治派别之间的口水战，造成了国家的内斗和空耗，结果出现了覆亡败落的恶果……
汉代的这些清流，大体上还没有到宋明的那么坏，所以斐潜还是想要用一下的。
至少，在汉代的这些清流，多少还有在就事论事，在谈论批判具体的事情律法，根据某人的言行来品论，而不像是宋末明末的时候，干脆就只是朋党，不谈实际正确与否，也不管实际人品如何，纯粹的站队不同就要一律打倒。
若说汉代清流还能做些好事，那么等到宋末明末的清流，基本上干的都不是人事了。
当下斐潜特意在和曹操正面展开冲突之前，请这些所谓『清流』人士到场，目的自然是指向了这一场战斗的政治正确性。
众人前来，也是明白这一点，而且对于大多数的在场的人来说，或多或少的都准备好了应该如何维护斐潜接下来的战争『正义性』……
战争是人类权力的极端对抗形式，战争的立场和政治密不可分。
而华夏古代战争的模式，明显有更多的文明色彩。
虽然表现在外的就是单一的『仁德大义』，但是实际上蕴含的内容有很多。
这并不是儒家所决定的，而是华夏的历史发展和环境所需所决定的。
也就是说，是华夏的需要，才让儒家提供了学说。
这一点非常重要。
谁主，谁从，谁是主导者，谁是追随者，如果不确定下来，打完仗一结算，好么，为了他人做嫁衣裳……
斐潜显然不会为了所谓『仁德』或是什么『大义』的虚名去打，而且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战争被这些『仁德大义』所限制。
斐潜沉思的时候，自然没人敢去打搅，即便是众人在台下枯坐，也不敢胡乱出声。
清流要用，但是怎么用才能用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像是后世自媒体，显然对于执政官吏有监督舆论作用，但是怎么用才能更好，而不是随意泛滥自生自灭，显然是一个考验执政者能力的问题。
华夏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山川大河分割成各种天然封闭的地区。
就算是不谈关中三百里秦川八关闭锁，就看从雪域高原向东耸立的山脉，在层层叠嶂之下，形成了川蜀盆地这个富饶的鱼米之乡，然后从北进要翻山越岭走栈道，从东走要乘船逆行，溯江而上。晋地的表里河山，南越的河谷丘陵、交趾的沿海河口、云贵的高原台地，在复杂地理的环绕下，华夏自古就是构建出了一块又一块的闭塞之地。
华夏各地，自春秋战国开始，各国各郡各县，可谓是习俗各异，如果单纯靠暴力征伐，远不足以保持长久统一。故而，需要的是在政治制度上的想象力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不断更新，军事力量只能作为保证和辅助，而不能成为绝对的单一。
在许久之后，斐潜才环视一周，缓缓开口。
『丁口者，国之本也。』
『丁，赋税也。自汉立邦，丁者纳其赋税，故为之重。』
『自古以来，圣贤帝王，莫不重此。赋税之所得，国家之基石，衣食所系，兵甲所出。故治国者，必审丁赋之数，量入为出，以养天下。』
『口之一字，又是如何？』
『众人皆知，若欲国泰民安，必须正其口，使之生得其所，活其所需。口多则丁众，口寡则势微。故善于政者，不仅重于丁赋，更重口养。此乃治国安邦之要也。』
斐潜说着，然后笑了笑，『然，知之当行之也。』
人口问题，显然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都会面临的问题。
『春秋而战国，孔子悲鸣曰，苛政猛如虎，礼崩而国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