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何人可解？』斐潜环视一周，温和笑道，『可是令农自解？亩产定数，口算岁增。故民匿生者，夭折婴孩，以免口算。』
『故农之困顿，当士以解。』斐潜斩钉截铁的说道，『然今山东之士，又是如何？唯知税役而已。』
大汉赋税粗糙，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到了后世，税收制度依旧不尽如人意。原本应该是起到社会调节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结果呢？越有钱的越是逃税避税，而越是没钱的，则是被各个环节当中转嫁的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
比如大米立减国的感谢蓝莓税，税，切面包税，热汤税，雕刻南瓜税……
至于其他国家么，嗯，咳咳……
『为求赋税口算，必有严律。蠹吏上下其手，乡绅巧夺民脂。』斐潜说道，『非田不足以养人也，乃政不足生民也。故民怨横生，法令难行。下视上者鄙，上视下者贱，』
『是故，山东之贼，驱民而死，以战而减口，此乃绝户之术也，如当下河东之难。』
『常有闻大义之所谓，曰民之重也，然则待其政甚苛，岂非实视其如草芥乎？苟政失其道，民怨沸腾，国将不国。故，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今若有贼，以政之苛，害于百姓，是自绝于天子，自绝于大汉，自绝于天下也！』
没错，斐潜不想要再用什么『清君侧，救黎民，扶乾坤』等老掉牙的名义来进行战争，也不想要让自己和老曹同学的争斗，沦为诸侯和诸侯之间的勾心斗角，变成所谓的圈子竞争。
在斐潜早期，喊一喊这些口号，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喊，如果说斐潜喊一个为什么服务的口号，说不得当场就吓摊一堆人……
而在当下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斐潜需要提出一个和山东道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来，而类似于山东之辈喊的那些大义，斐潜就不能用，就算是勉强用了，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虽然说对于春秋无义战，众人已经有了共识，但是不能说就知道『无义』，便去装出一副『大义』来挂在脸上。
就像是斐潜所说的那样，如果单纯的将所有封建王朝的矛盾，都指向土地，显然是不对的。
人和地，本身就是一个缠绕而生的共同体。
因此人口问题，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社会问题，而是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相融合的复杂问题。
人口不足或人口过剩，都会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一个国家应该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适度的人口规模，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是与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禀赋、知识技术应用水平、工农业的生产能力、民众抚养能力都相适应的，是属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
既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就自然需要一个适合的国家制度，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
一个死板的政策，动不动就是祖宗之法，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在此之下，国家制度的优劣，律法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
在大汉三四百年间，皇帝大臣难道不知道政令赋税律法等等有问题么？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还没到闹腾的地步，因此就没有必要去修正律法么，实在不行拉三公出来道个歉，说一声摩西挖开啊立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么？
确实，只要底层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发动农民起义的。所以统治阶级的相对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没到最后一步，统治阶级多半还觉得可以继续让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华夏整体的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由华夏广大的民众所推动的，而不是由野心家决定的。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其中的时势，就是民意，而民意来源于就是最底层民众最为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也就是说，最底层的百姓的生存状况，才是最终决定了整个社会是否稳定。当基层百姓生存困难的时候，整个国家自然就是不平稳的，不安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后世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便是立刻给底层民众发放福利券，以及类似相关举措的原因。
这是人类在社会性下掩藏的自然性。
毕竟华夏封建王朝之中，可以将人口相对简单的分为基层阶层和统治阶层。
